政治人脉的经济利润
2000年11月8日凌晨,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正在前往纳什维尔(Nashville)发表自己的退选演说。就在这时,戈尔的传呼机开始陆续收到信息,显示他的得票数或许并没有落后。戈尔虽然已在私下和非正式的场合里承认败选,但还是又给布什(Bush)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改变了主意。 11月8日并不是唯一一个关键的日子。12月8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下令部分县区重新计票,从而提高了戈尔胜出的几率。12月13日,联邦最高法院下令停止重新计票后,戈尔承认自己败给了布什。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决定实在难以预料,因此它们可以极好地检验政治人脉的价值。如果政治意味着利润,那么,一家“共和党”公司应该会在12月8日遭受沉重打击,但在证实布什获胜的12月13日应会一路飙升。 |
金融经济学家埃坦•戈德曼(Eitan Goldman)、Jongil So和约尔格•罗霍尔(Jorg Rocholl)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的情况正是这样:在布什胜选消息确定后的一周内,共和党公司的表现比大盘强3%,民主党公司则承受了近3%的冲击。根据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定义,“共和党”公司指的是:董事会成员曾担任过共和党参议员、众议员或共和党政府成员,并且所有董事会成员与民主党均无瓜葛的公司。
另一则例证是:2001年5月,参议员吉姆•杰佛茨(Jim Jeffords)突然离开共和党,成为一名独立参议员。他的这项决定,使参议院及其委员会的控制权落到了民主党手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经济学家希玛•贾雅昌卓安(Seema Jayachandran)研究了市场上的反应,并得出结论称:对于捐钱给共和党人的大公司的股价来说,这是个坏消息。而向民主党捐款的公司收益并不大。因此,这件事的总体效果是:美国股市市值蒸发掉了840亿美元。
广泛来看,在国际上似乎也是如此。政治学家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经济学家汉斯-乔亚吉姆•沃斯(Hans-Joachim Voth)通过一个残酷的例证给予了我们以启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1933年1月被任命为德国联合政府的首脑,即德国总理。通过国会纵火案(Reichstag Fire)、快速选举和修宪活动,到3月底,纳粹党人(Nazis)已牢牢把权力抓在手中。1933年1月至3月期间,那些将自身命运与纳粹捆绑在一起的公司(多数是大公司),股票市值迅速飙升。
当然,问题是这些政治人脉为何重要?也许,不管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阿尔•戈尔的政治人脉如何,昔日将他们推至政治高层的才智和精力,同样也可以让他们分别在摩根大通(JPMorgan)和苹果公司(Apple)里胜任职位。
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则让人不太放心:政治人脉将能让企业获得适合自身的法规,或是利润丰厚的政府采购合同。戈德曼、So和罗霍尔发现有证据表明,这些合同看来确实流向了与执政党有关联的公司。
如果是这样,那它真是一种耻辱,即使它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但并非每项研究都得出了这种结论。经济学家雷•菲斯曼(Ray Fisman)、朱莉娅•加列夫(Julia Galef)、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以及流行病学家戴维•菲斯曼(David Fisman)都曾经试图估算过迪克•切尼(Dick Cheney)私人关系的价值。其中的一种策略,是研究在切尼患心脏病的消息公布后,他曾于1995至1999年期间任其首席执行官的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的股价走势。与切尼关系的估值是多少呢?“确切的估计”,是“零”。如果我们能就此感到放心,那真是太好了。
译者/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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