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产生源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4年法国参谋部得知内部有人秘密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武器资料，此事引起上层军官重视，将军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参谋部在证据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实习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推上审判席，经过秘密审判德雷福斯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判终身流放。两年后一些新的证据被媒体披露，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真正的叛徒逍遥法外而德雷福斯只不过是“替罪羊”，许多法国人纷纷向政府和军队呼吁要求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在舆论压力下法院重新开庭，但审判结果不仅维持了原判还将一个向媒体说出实情的军官判为泄密罪。

作家左拉在报纸上发表了《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它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标题——《我控诉》。在公开信中左拉以极大的勇气控诉国防机关、军事法庭及某些上层军官违法乱纪的行为，指出这是最为可耻的违背人道和正义的“国家犯罪”。法国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起诉，左拉被判有罪，逃亡英国。流亡国外的左拉并未放弃抵抗，他号召更多的人认清真相，起来斗争。除了左拉，许多学者、教师、媒体工作者、学生都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正义和良知。这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了，初始这是对抗议者的蔑称，暗示这些人的行为脱离现实、不合时宜，但抗议者却主动接受“知识分子”的叫法。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发出质疑的声音，法院不得不再次重审德雷福斯案，这次审判依旧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迫于公众的压力，新上任的总统宣布特赦德雷福斯。1906年，在德雷福斯首次被宣判有罪十二年之后，上诉法庭终于宣布取消德雷福斯的叛国罪、间谍罪罪名，为其恢复名誉。

在这一事件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一词毫无疑问和争取公理、正义以及对抗强权有密切关系，而在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中，无论是萨伊德认为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还是福柯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亦或是萨特的例证，“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才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批判意识，且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质。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却是模糊的，在很多人的意识中知识分子只是和知识有着简单联系的一批人。《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在这个定义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被完全忽略。这种忽略当然是极权统治的本质使然，统治者不可能允许在他们之外还有任何团体或阶层可以发挥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影响力。近年来时见关于知识分子道德沦丧、信用破产的讨论，被拿来作为例证的如四川地震后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识大体、明大理”的余秋雨，认为上访专业户99%以上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孙东东，但其实缺乏基本公共关怀和对强权的批判，这样的人很难被称为知识分子。有另一种讨论近年来也颇为盛行，那就是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样一个极权国家本就不具备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意见无从表达，更难说去影响公众。且中国的知识阶层多依附于体制，于是发声时考虑最多的便不会是公众利益。虽说西方知识分子也难以完全独立于权力和金钱之外，但在极权统治下这种依附性会是致命的。

我却不那么悲观，就拿这次全然不顾公民个体感受的政权狂欢来说吧，总有一些人站出来提醒公众“舍小家，顾国家”不是理所当然，在大时代中每一个个体都应受到尊重，也总有一些人对霸道傲慢的强权说不。虽然在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国度，发出这样的声音异常艰难，但网络却多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众所周知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大部分外国媒体驻中国的记者学习的第一课都是在中国如何“翻墻”，而我的一位家住深圳的朋友每周都会过来香港，他来这里唯一要做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享受自由网络”。即便如此，互联网还是比直接受政权管控的传统媒体多了讯息和意见的出口。拿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blog聚合牛博网来讲，其多数作者会将在内地媒体不可能发表或完全发表的文章贴到那里，其中有对权力的质疑，有对公众的提醒，也有被掩盖的真相，而从传播效果来看虽然几经关停之后牛博网不得不将服务器设在国外，网友要看牛博需要“翻墻”，但却依然有三十多万的日均浏览量。

或许在今天的中国新媒体技术不仅仅作为手段，它更是一种能改变社会生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