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的特权

中国人对官场的想象，已经到了小资文学家的地步，而不断披露的事实，一次次证实着这种想象力的可怜。它比我们所能设想的还要不堪一万倍。

眼下，最瞩目的当属湖北29岁的宜城市长周森锋，这位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八零后官员在“全票当选”后，遭到了网民的强烈质疑。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还真就查出问题了。首先，连续提升，未见有特别服人之处；论文造假，研究生期间发表的两篇论文剽窃或抄袭别人；还有下乡视察让人打伞等等。唯一没有查到的是家庭背景问题，看上去缺乏明显的政治靠山。襄樊市政府辩解，他们早就想栽培此人了，“不能等二十年后再提拔吧？”听上去气壮如牛，有伯乐发现千里马而不得不违反常规之委屈，但这种放卫星的方式，怎么看都像一部拙劣的搞笑剧，里面绝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干净。对这么一个道德品行未经审查的人，他们何以有那么高昂的扶持意愿？组织人事部门审查不出或不愿审查的，一夜之间就被网民翻出案底，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对自己看中的马，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就是要黑箱作业，包装上市。

为什么是周而非别人？最不坏的猜测有二：试图利用该人的清华大学硕士身份吸引眼球，招商引资；标榜选拔年轻干部的政绩。但这样一个道德不诚实的研究生，能如此提拔吗？一个没有道德要求的组织部，突击提拔的非道德官员，怎能不让民众忧心忡忡呢？评论家林楚方说得好：“‘不拘一格降人才’‘伯乐相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些传统政治道德，绝不应该成为民主社会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能被滥用，而且有些已经被用烂。”（见6月29日《时代周报》）

突击提拔的干部经不住老百姓的人肉搜索。但那只是对县级干部而言，如果当地政府不那么喧哗，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事前监督在当下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春梦。

贪官在落马之前，都是极强势的正面人物，而且是地头蛇。第二十二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深圳市长许宗衡，就是一个“双面人”，此公擅长作秀，高调做事，口号格言与唾沫星子齐飞，能干敢干共腐败无耻一色。“交换意识”强烈的许市长，买官卖官，生活腐化。据第十八期《凤凰周刊》披露，该人先后在福利房、地铁、大运会场馆等工程中大肆受贿。

许洞悉这个时代的秘密，他深谙官场升迁之道，狂热跑官。如果不意外落马，他应该是一个草根成功晋级副部级的典型。昨日高堂坐，今天阶下囚。过山车般诡异莫测的官场政治，令旁观的老百姓迷惑不已。他们无从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平步青云，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父母官？他们当然无法相信这样一个个来路不明的公仆。一场场的官场地震，仅仅增添了一点茶前饭后的谈资罢了。

到处都是逞强使能的官员，老百姓祈求一个平庸保守的官而不可得。

铁腕仇和，再一次成为《中国新闻周刊》关照的对象。

他乃清廉能干之官，行情一路看涨。一身正气固然能冲决落网，但过度甚至极端的“发展思维”，却会让一个地方天翻地覆，陷入折腾不已的怪圈之中。“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他就是上帝，昆明“发展”的动力。有人抱怨说，看不到专家参与决策。当地官员语带讥讽的称呼“仇和老师”，足以证明他胸有成竹的气势，他在以庖丁解牛的自信处理一个省会城市。他加速度改造的结果是，昆明成为仇和自己的昆明。强人发力，官吏忙碌，民众默声。很难不让人想到官员经济和运动经济的某些特征。能否不作为，或者少作为，而让一个地方自然演进？否则，中国将成为权贵们肆意涂抹的白纸和试验基地。他们欲望的三角尺和圆规，剪裁勾画新的蓝图——即使美妙，也与百姓无关，因为没有他们的意愿，他们只是可怜的轻易就会被连根拔起的小草。发展型官员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剽悍的动物，在GDP的魔杖驱使下，又有几个能跳出来呢？如火如荼的群体性事件正是强势官员发飙的恶果。

官员连大地也不放过。6月号《中国国家地理》报道，“一生不上美人头”的油菜花，也被各地官员开发成一个轰轰烈烈的产业。该刊主编将美术家周令钊总结的大阅兵色彩定律称之为“油菜花理论”：五彩缤纷等于没有颜色；大型的团体操，颜色要统一成单色。当纯黄弱小的油菜花满山遍野涌向你的眼帘时，一股令人惊叹的力量就产生了。色彩大师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即是明证。淹没个性和自由的油菜花团体操，也是意识形态的绝好象征。云南罗平县引领油菜花观光风气，众多尾随者后来而居上。在数万亩油菜花的海洋里，种植“千年李白”“龙”“八卦”等图案，伴以歌舞杂耍，企望勾引游客，赚得大把银子。本是农民自愿种植的土地，在官员的胁迫下，一律种上好看不养人的油菜花。以大地为舞台，狂草“龙”字抖出地方官员几多豪气和威风。这种大地行为艺术显示的是另类政绩，与百姓收成无关，却要由他们来买单。这是一年一度的权力艺术，官员具有令万物匍匐脚下的伟力。

已经演化到极致的一把手负责制度，使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形成愈演愈烈的“国中之国”的局面：人们成为割据一方的官员的人质和奴仆，每个封闭自足的王国，倚靠严酷的权力金字塔体系，建立起专制的社会氛围，一切围绕权力运转，一切为权力而存在。“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变成一人执政。”（见第十四期《南风窗》邓聿文的文章）由于一把手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往往放大其暴戾的性格，使得每一个王国都相当怪异，民众生活在荒诞的场景中。

在台上威武异常，就是下台或被囚禁了，他们也享有民众难以企及的特权。

他们仍享有在位时的部分待遇。第十七期《凤凰周刊》报道了陈希同和陈良宇的狱中生活。他们不用穿囚服，有小战士陪着打网球，一天的伙食接近200元。陈希同仅仅坐了八年牢，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得“有条件的假释”，奥运会后入住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陈良宇尚未获得保外就医，每天“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打发光阴”。

被处理的官员悠游自在。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制造了数起冤假错案，包庇贪腐秘书李真，被开出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为保自己后来被判处死刑的秘书，程维高“顶了四年”。现住常州的程维高，享受副省级待遇，费用由河北省财政拨付。奥迪车，一个保姆和两个司机，每天都能看到当天的《河北日报》。这是一个蹂躏河北15年，民怨沸腾的前高官的晚年生活。

对判处死缓的贪官，进去的门是窄的，出来却别有洞天。

最方便的是保外就医。在省级医院弄一纸患有某种疾病的证明，就可以重获自由，“一旦保外就医就很少回去。”其次是减刑。对贪腐高官，“死缓等于12年”。他们更容易获得减刑。著名贪官，与107名女人有染的湖北天门“五毒书记”书记张二江，因狱中撰写了四部“著作”，而接连获得减刑,两次减刑达三年六个月之多。按《凤凰周刊》的统计，十余年来落马的100余位副省级以上官员中，被处死的仅有8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占21%，无期徒刑以上者占8%，死缓达到11%，而判处10年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仅为15%。报道称，大陆目前在押犯每年有20%~30%可获减刑，因贪腐而获刑的高官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比例要更高。因为高官服刑之后“信息不透明”，假释、减刑成了一个灰色地带。

官方称正在修改假释减刑法则，“防止出现对原是领导干部罪犯减刑幅度偏大、减刑偏快问题”。现实如此荒诞，竟然还会有“领导干部罪犯”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摘帽右派”一说，摘了帽子还要受歧视，现在倒过来了，被判了重刑，却依旧能沾官员身份的荣光。足可为“一朝为官终生是官”的最佳注脚。权力拥有者为自己设定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则，现在是废除这个特权军规的时候了。罪犯就是罪犯，在法律面前，犯罪的官和犯罪的民一律平等。

北京出台了一个注射死刑法，舆论一片叫好。在处决面前，官民终于可以平等了。

对判处死刑的贪官，老百姓往往有一种莫名的快意：他们的罪恶在一声枪响中扯平了。但死刑并不能威慑犯罪。《读者》原创版第七期载文称，联合国组织的两次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支持死刑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废除死刑并不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没有上限的有期徒刑和终身监禁，是死刑最佳的替代方式。但中国恰恰没有此项刑罚。虽有无期徒刑，但往往流于形式，极易转换为有期徒刑。封顶20年的有期徒刑，“不足以阻止那些恶性特别大的罪犯刑满释放后继续危害社会，也无法消除受害人家属和证人的恐惧。”

对许多贪官来说，“一朝为官终生是官”的官意识或许是致命的，他们应该听听四川女官张锦明的话：“在我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做官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情。”（见《南方人物周刊》第二十五期）

深圳新市长上任后诚恳地许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但此举并未赢得喝彩。人们已经听惯了类似“真诚”的心声，层出不穷的落马贪官令大家不再轻信任何诺言。《中国新闻周刊》的评论指出，新市长“最明智的做法恐怕是把自己置于更为有效的监督网络之中”，是否有意愿推动以及能否推动政治制度变革，才是衡量高级官员善恶的试金石。大官频频落马的广东，近日出台了监督新招：34个省直部门将实行省纪委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并进行直管。第二十四期《新民周刊》评论认为，在反腐制度设计上，从内设机构变为直接管理，无疑值得认可。但还缺乏公民的外部监督，还权于民，“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才是根本。

政府何时才愿意把自己以及自己的官员置于百姓的监督之下呢？这一步虽然不好走，但总得走啊！拥有不信任权力特权的公民，他们显然已经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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