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潮回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届六十，其中后30年是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快速转型中度过的，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也是剧烈的，思想上的交锋也是激烈的。在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的今天，思想分化与对立将进一步发展，而思想的走向又将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新时期思想的起点

1978年兴起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和分水岭，在中国，人们第一次可以面对实际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而不是只能战战兢兢、不折不扣地按照政治领导人的指示办事，它使得中国真正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成为可能，为极为艰难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

不过，应该看到，中国的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30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也不彻底——前两年在广东又出现“解放思想”的呼声而且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就是证明。从根本上说，思想解放应该是思想、学术、文化界自发发起，开展到全民的运动，而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上层发动、与人事变动密切相关的官方运动，它受制于上层的意愿，所以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状况出现时放时收、时松时紧的状况。

30年前的思想解放开了一个好头，如果能坚持始终就好了。有两个方面是涉及根本、关乎全局的，尚待人们现在和今后的努力。

当时思想解放面临的任务是要彻底认清毛泽东晚期所犯的左的错误，特别是要彻底分清文化大革命颠倒的是非。但是，结果是另外一种思路占了上风，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是革命事业的一把“刀子”，深入的认识和批判会“丢刀子”，对文革的认识和清算，也“宜粗不宜细”、“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结果，这30年间左的思想不断回潮，改革开放时常被干扰，出现反复、曲折。

思想解放期间，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黎澍等学者曾大力提倡肃清封建专制的流毒，发扬民主主义，这种工作非常重要，需要长期坚持。可惜，这种努力很快就被其他事情、甚至是相反的倾向所压倒。后来有人想做补课的工作，但并不顺利。

90年代风潮的转变

如果说，80年代思想的主流倾向是启蒙、科学、民主、理性，向外学习一切先进、有益的东西，批判自身的错误和不利于现代化的种种传统，那么90年代则出现了一种对于80年代思想逆转的倾向。

首先是在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的大行其道，它把80年代的理想、热情和对现代化的追求都当作“宏大叙事”进行嘲弄，它把近现代以来成为中国人共识的科学、民主、启蒙、理性等等当作西方话语霸权的表现加以批判，它甚至把一般的道德、规则、意义概念加以消解。其实，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就被引入中国，但没有得到多少注意，是90年代初对80年代思想文化氛围的批判为它的快速生长提供了温度与土壤。

与后现代主义近似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以爱德华•萨伊德的观点为代表）、西方新左派思潮同时在中国广泛传播，它们都对80年代的启蒙和现代化思想大加清算，甚至把批判的火力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之，把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努力说成是屈服于西方殖民和霸权话语。

今天很多人认为，“国学热”兴起于2004年的“少儿读经”口号，其实，这已经是当代“国学热”的第二波，第一波大潮涌动于1993年，这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但这一波“国学热”很快遭遇政治大帽子和大批判，戛然而止。有人以正统和卫道的面目站出来，指责国学的倡导者妄图用复古主义和国粹取代马克思主义。

90年代中后期最重要的思想交锋发生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80年代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共识已然破裂，对于全民关注的社会不公正、贪污腐败原因的诊断和救治方案截然不同，一方认为问题出于市场经济，应遏制市场的作用，另一方认为问题是市场不规范，权力的干涉和垄断，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首要问题；一方认为全球化是祸，国际资本导致国内腐败，另一方主张对于必然到来的全球化只能勇于面对和参与。

民族主义成为主潮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不真诚的特征，因为那些鼓吹者、宣泄者羡慕和向往西方的生活，也没有打算为这种主义牺牲自己的利益。

新形势和新思潮

中国的社会思潮随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贫富分化、不公正弊端，在医疗、教育、住房、生产、食品和药品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使人们不因为有改革开放的口号而停止抱怨与批评，大致从2006年开始，对改革的总结和反思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主要话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难于取得共识的话题。一方面，改革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借行业垄断和出台偏私政策的借口，另一方面，国进民退的事实和趋势使人担心原来意义上的改革有停滞和倒退之虞。最近发生的通钢事件更是表明问题的纠缠与复杂。

欧美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使中国一些理论家重新思考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讨论未能顺利进行，但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容质疑，思考和探讨将继续和深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有关人权的一系列文件上的签字与承诺使人们打破“中国价值/西方价值”的狭隘框架和二元对立，而着眼与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价值与公认的文明准则，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虽然时间不长，但意义深远。

各种类型的维权活动成为舆论和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事件的过程、性质、结果的争论大大促进了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个人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在维权活动中不时出现民众和舆论胜利的结果，这使得一些人为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感到欣慰，而使另一些人警惕与告诫“民粹主义的泛滥”。对民粹主义的危害和倾向当然应该有认识和警惕，但现在惊呼其危险性未免言之过早和夸大其词。最近出现了一些十分可喜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对民情的重视，对民心、民意的尊重。比如对邓玉娇案的处理，又如云南政府规定不准一出现群体性事件就使用“刁民”、“一小撮”等字眼。政府的理性与明智一定会换来民众的善待，良性循环与和谐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展望未来，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但也许有理由审慎地乐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不时呈现出狂热性和爆发性。可以预言，民族主义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是支配多数民众的思潮。

民族主义是在90年代初冒头的，经历了80年代末的巨大风波之后，知识界一些对时局敏感的人觉察到某种信仰和意识形态真空，他们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提出应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填补这种真空，借用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力量来弥补原有意识形态的不足。最初集中表现为一些著名学者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可以解救西方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精神和信仰危机，到了21世纪，将不再是中国人借鉴、学习西方文化，而是西方必须乞灵于中国文化才能克服自己的困难。

季羡林先生认为，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可能马上就要到了。他还说，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知识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而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他主张 “‘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摩擦和冲突的出现，民族主义也以狂放、粗野的形式表现出来。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同于反对美国和鄙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美国青年一代堕落，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 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抱怨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使得别人看轻自己，建议中国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

2008年3月以来，由于境外传递奥运火炬遭到袭击，国内许多地方发生力图封杀家乐福的事件，这次事件充分利用网络和手机短信作为联络手段，取得快速动员的效果，但其匿名特征为不负责任和夸张激烈态度提供了空间。2009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是《中国可以说不》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反映出情绪从愤懑到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