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富：渊清玉洁 永不自满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在此，继续刊发《走近名师》一栏，谨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表达崇高的敬意。本栏着重展现的是学校首批荣誉教授的风采，他们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中国的学科发展、学术繁荣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奠基性、开拓性、前沿性的突出贡献；他们所体现的人大气派、人大风格且世代传承的教风师德，成为学校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源动力，激励着一代代人大人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勇于奉献，为实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努力。  

明媚的阳光照耀在办公室的书柜和书桌上，面前的王老神采奕奕，我们怀着恭敬的心情采访了这位刑法学界的老前辈。

王作富教授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法学家，从1952年走上刑法学教学研究道路至今的50余年，一直致力于刑法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年少富有同情心  无心插柳柳成荫

王作富教授1928年12月26日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个农村家庭，家境比较富裕，然而家庭环境的优越并没有使王老沾染娇奢之气，他从不乱花钱，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中学时，他住在离家30里的学校，期间几乎从未去过校门口的饭馆，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受母亲的影响，王老从小就富有同情心，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有困难的人。小时候他同情长工的辛苦，对路过家门口的乞丐总想方设法帮助，经常把自己家吃的东西送给他们。现在王老仍然乐于向困难群众提供捐助。

“我走上法学研究道路是个很偶然的机会”，在采访中王老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小时候看到自己家乡的煤矿里面那些外国的高级管理人员待遇很好，就梦想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工程师。1949年高中毕业后，来到北京报考北大工学院。但数学考完后，感觉很不理想，剩下的几场也就未参加考试。正准备和一名同学结伴回家，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刚成立的中国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正在招生的消息。在不知法律为何物，又无思想准备的条件下，就和另一名同学随意报了名。考完之后回了家乡，也没有把能否被录取的事放在心上。有一天，王老师的叔叔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录取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而且离报到截止日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王老于是第二天就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报到，成为一名大学生。因此，“自己走上法学道路完全是捡来的机会”，王老坦率地说。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王老作为第一期本科学员转入人大法律系学习。之后不久，王老被调到研究生班学习，主攻刑法学。1952年２月因教学工作需要，王老未及毕业即被提前调入刑法教研室任助教，边学习边工作。“从那开始到现在，没有离开过法律这个研究领域”，王老自豪地说。

致知之途自求索  刑法领域为己任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许多法律还未制定出来，也没有新中国的法律教科书，又不能用旧中国书籍作教材，当时学校就邀请苏联专家指导，帮助中国培养社会主义法律人才，学生新学的课程全部是苏联的法律和法学理论，如苏维埃刑法、苏维埃民法等，整个教学方案基本上与莫斯科大学一样。但是正是最初几年对苏联刑法学的学习，为几年后转入对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老对苏联专家的帮助，至今不能忘怀。

从1952年开始，王老开始给本科生上课，先是担任课堂辅导教师，不久就担任主讲教师。因为当时译成中文的苏联刑法论著很多，为了充实自己，王老努力自学俄文，掌握了基本语法之后，就开始借助字典阅读俄文著作，从中获得更多知识，并及时向教研室其他老师介绍。他自己翻译的苏联刑法论文被收入《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辑》（1—3辑）公开出版。此外，王老参加翻译的苏联著名法学专家特拉伊宁的专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1958年公开出版，在中国刑法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从此人民大学的教学就完全中国化了。这一年，王老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虽未公开出版，但最高法院发现后，印发给全国各级法院参考，在当时对司法干部的培养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64年开始，农村搞“四清”运动，王老被派到北京房山、通县等地，参加“四清”工作，一直到“文革”结束，期间完全脱离了教学工作。1970年王老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期间担任班长。人民大学停办后，王老到北大工作五年，但由于当时搞政治运动，如“批林批孔运动”，正常教学与研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王老还和其他老师一起编写了《刑法政策讲义》、《对敌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在校内出版。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王老又重新回到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工作。

“我自己的经历很简单，从不懂什么是法律，到现在这么多年搞刑法研究，研究兴趣也越来越浓，我把刑法学作为毕生的事业，不再想做别的事情。只想尽力在刑法学教学、研究方面作点自己的贡献。”王老朴实地说。

适逢甘泉出硕果 严谨民主谦治学

王老虽然从教５０余年，但由于历史原因，中间１０多年中断研究。文革结束后，１９７９年《刑法典》颁布，从此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有了依据，他也才开始了真正的学术研究。

８０年代初王老和高铭暄老师联合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话》，随后王老师又主持集体编写了《刑法各论》，这是全国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刑法分则的书，在司法机关反响强烈，评价很高。１９８３年此书被人民大学评为优秀教材奖，后又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由王老从头至尾逐一修改，但在最后署名时，他坚决不同意出版社署名自己做主编，认为这是集体的功劳，不想突出个人。王老的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使我们不禁从心底里油生敬意。

随着国家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王老于１９８８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刑法研究》，１９９１年此书被评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１９８９年又出版了《刑法分则要义》，作为电大学员的教材，发行十万多册。他主编的《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下卷），２００多万字，也获得学界众多好评。

王老告诉记者，他特别注重理论为实践服务，研究实践中的疑点、难点问题，“学术界对我主编的书的评价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司法干部说读我的书很解渴；同行评价我的研究比较实在”。

王老主张学术民主，从不居高临下以导师自居，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曾指导一位学生关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毕业论文。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有两派，一派主张刑法中因果关系就是原因和结果的必然的联系；另一派主张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一种是偶然的因果关系。王老属于第二派，而这篇论文赞同第一种观点，但是王老仍然给他打了５分，因为他发现这位学生为写这篇论文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引证了大量的论据，来证明因果关系是一种必然的联系，表明学生是下了功夫的、态度是严肃的。王老说对于学术中有争议的问题，教师不应当只以自己的观点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王老学术民主的治学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他还一贯主张教学相长，喜欢和学生谈论问题，经常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他说和学生们谈话，自己也很受启发。学生们也觉得他平易近人，从不摆导师架子，愿意和他探讨问题。

王老对我们说“学无止境，永远不能自满，问题会不断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就会接着出现，做学问应该谦虚谨慎”。又说：“法学研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变成文字会作为历史传下去。科学研究应十分慎重，不能赶时髦，人云亦云”。

谈到未来刑法学的发展，王老说：“目前我国刑法学进入了空前大发展的阶段，同国际上刑法学正在取得同步发展，但这只是一个开端，未来刑法学的发展，除了本土化外，还要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今后，刑法学的发展要靠中青年一代，现在中青年学者为中国刑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２０００年，王老从教学一线退休后，又被学校返聘为教授，2006年又招收了一个博士生。将近八旬的王老现在依然坚持读书看报，关注国内外大事。

“学无止境，永不自满”，这句话再一次在我们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