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仁：儒风熏沐、明镜照人

张伟仁先生，江苏吴县人，幼年就读于私塾，后来在台湾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法律学士及政治学硕士；然后赴美国学习，先后获美以美大学比较法学硕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律科学博士。

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康乃尔大学及纽约大学曾分别授以“胡适讲座教授”、“环球法学讲座教授”，哈佛法学院以其名设立奖学金，资助华文地区学者赴该院进修。除讲学外，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从事法制史及法理学研究工作。

初知张伟仁先生之名，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那个精致的书柜中陈列的煌煌342册的明清档案整理巨著，每每慑于其博大气势望而却步；初闻张伟仁先生之事，则是去年法学界令人瞩目的一场论战，对中国法学界入情入理的批评；而初识张伟仁先生则始于老先生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所开设的有关先秦政法理论的专题讲座，日夕执弟子礼，得沐春风，多有获益。并对先生为人为学乃至日常琐细多有见闻，至今思之仍感慨不已。

蹈海星垂乘桴日远

先生祖籍江苏吴县，生于战乱之际，在西学方炽，救国第一的风气下，令人吊诡的是，幼时却受教于前清举人，读的是私塾经史。先生目睹当时日本侵略的残暴，从而拒绝学习日文，何曾逆料，数十年后东瀛学术泰斗滋贺秀三却成为先生论战的对象。先生抱救国之志，希冀国人在国际上扬眉吐气而抱研习国际法之初衷，受学于台大法律系，与林纪东、徐道邻、陈顾远、萨孟武等汉语法学史上留下巨大足迹的故国夫子皆有立雪之谊，却因林纪东先生勿“数典忘祖”的告诫而转向故国旧物。先生负笈北美有年，师从名家，研习国际法初衷不改，却因面对海外汉学家一句“勾决”的质问而最终确立一生研究方向；先生学历显赫，为全美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及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执鞭于哈佛、耶鲁、纽约、法兰西学院等，研究讲习的却是中国古代法制；先生顺利获得令无数学人艳羡不已的哈佛大学入学录取资格，却因不能忘怀早年许身国际法的情节而投奔一时瑜亮的耶鲁，直至重回哈佛攻读博士之际，该校的教务长感慨道：“你终于回来了！”先生恪守学术尊严，行文下笔深思熟虑，不愿加灾梨枣，而煌煌324册卷帙浩繁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却足以藏诸名山，奠定其不朽的学术地位。

先生以对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著称于世，是汉语世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也是中研院史语所与台大法律系合聘的惟一一位横跨法律与历史学科的人。

谈及先生显赫学历背后的私塾经史教育，在今天看来当属异数。“我便随意乱读，后来字认得多了，字义也明白了，便懒得一一去查字音，以致我现在还常常念白字。”幽默一笑，权做回答。
轻松一笑的背后，在我们看来恐怕是含有深深的忧虑的，国人不懂国文，不习国史，实堪浩叹。

风檐展书师道永存

对先生影响最大的恩师，先生坦言，当属林纪东老师。林纪东老师对先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治学理念到人格型塑，乃至对待世事的态度，处处可见。以至于在林纪东老师逝世10周年之时，先生饱含深情地写出了《林纪东老师谈读书、写作和司法》。先生从当初研习国际法的夙愿，转向故国旧物，当然也是受到林纪东老师的巨大影响。

“老师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他最不能忍受的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数典忘祖’，对于自己的文化、国情茫然不知，一味地崇洋媚外。”所以先生从美国学成之后去向林老师报到。他劈头就问我：“你在美国学到了些什么？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吗？”一生为故国招魂，犹记风吹水上粼。虽已时隔数十载，林老师墓木已拱，在与我们的言谈之中仍能感受到先生对恩师的无尽思念。

谈及为何从当初研习国际法的夙愿，转向故国法制的研究，先生并不回避，数百年来的西学冲击，固然造成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但传统依然存在，何去何从更多的是取决于对自身的正确认识，鲁鱼亥豕已贻笑大方，数典忘祖则罪无可逭。先生谦和有度，深知抑己从人之理，但唯独对于这种言行，内心鄙视，雅不愿置喙其中。而谈及某次先生去一政法院校做讲座，被一女生请教的竟是如何申请留学，奖学金，不出国能否攻读外国学位云云，真是有污圣听了。我们听及先生转述，忍不住想告诉那位女生：“哈佛没有函授的博士！”

谈及如何为学，特别是如何研读经典，先生现身说法，谆谆鼓励。先生曾言在哈佛时，李济之和陈盘庵二位前辈转述已故中研院所长傅斯年先生训诫青年同仁的话：“多读书、多想，不要急着写文章”。而这也成为先生恪守的学术准则。

古籍之中被视为经典的，对不同读者可以有不同的启发，所以读时并不一定要深究作者的“真意”，重要的是了解其要旨。听及此，“认真”二字，真有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之感。

先生虽是典型的书斋中人物，但并非不通事务。师母出身外交世家，先生不务虚名，从未卷入政治，但对国家情感却有着深厚的理解与寄托。先生身历乱世，栖身海外数十年，少小离家，乡音依然。从未将自己作为化外之民看待。面对某些企图以“去中国化”相标榜的跳梁小丑，内心鄙夷，习法之人，谨愿者可以机械地依据条文文义处理一些例行的法律事务和琐细的诉讼，狡黠者可能舞文弄墨成为刀笔吏，品格更为低下者可能以法律为掩蔽盗名欺世，窃国滥权，都不配“法律人”之称，只能分别名之为“法匠”、“法棍”、“法贼”，甘做番人，实在毫无共同语言，遑论其他。

先生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明镜照人，毫无倦容。甚至慕名请教者，先生也恪尽所知，一一指陈。先生不会电脑，每次回复，均先恭笔正楷书写纸上，然后扫描录入，一丝不苟。受教清华之时，我曾向先生建议，先秦典籍注释繁多，不知采用何种版本，先生竟然亲自从台湾商务印书馆挑选当年毛子水、屈万里等今著今译本两套，寄送清华，令人感怀。因为个人写论文涉及到王夫之生平，先生又从台湾寄送王夫之手迹影印本一套，每念及此，感慨莫名。

昔年燕京教会大学梅贻宝先生于国难之际，力聘陈寅恪教授讲席西南，尊师重道，陈先生一句“没想到在教会大学竟然师道犹存”，梅先生引为平生最高评价。希望先生大陆讲学，我们也能够竭尽所能，希冀薪尽火传，师道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