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民主并未衰退

表面上看，倡导亚洲民主的人正处在艰难时期。泰国和菲律宾这两个昔日最令人瞩目的民主样板，看上去明显疲惫不堪。泰国人不再指望议会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是走上街头发泄自己的不满。在下月将举行选举的菲律宾，政治暴力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去年11月的一起屠杀中，有57人遇害——他们的“过错”只是试图为一位反对党候选人登记参选。阿富汗去年也经历了选举之痛，尽管很多人不明白它何苦这么费事。斯里兰卡在内战结束之后曾浅尝民主，但这一努力只持续了大约五分钟：萨拉特•丰塞卡(Sarath Fonseka)吃了一番苦头后才发现，在竞选中与现任总统作对的代价是进监狱。

另一方面，许多人曾预期会变得更加民主的那些国家却未如人们所愿。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试图让人们相信，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那些政治开放的国家才会繁荣。中国已证明他大错特错。的确，中国政府正忙着打造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似乎空前牢固。

更令人费解的是，那些不为选举劳神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要普遍优于那些定期经历繁琐的权力移交程序的国家。甚至连已故的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昵称“尼诺”(Ninoy)，因坚持原则地反对马科斯(Marcos)的独裁统治而在1983年遭枪杀）也曾说过，对那些仍在挨饿的人来说，言论自由没什么意义。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为10%，而菲律宾连4%都不到。

人们对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它预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将同步展开）的信念曾坚如磐石，但现在已经动摇。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人们如今普遍认同相反的观点。斯特凡•哈尔珀(Stefan Halper)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只不过是最新一部突显“市场威权主义”诱人之处（尤其是对发展中世界的独裁者们而言，这点很有意思）的著作。

但是，如果把亚洲国家当作例证，来支持“民主已丧失吸引力、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是威权国家”的论点，那么这种看法是值得挑战的。在我们审视当前格局之前，有必要先来破除两个落伍的观点。

首先，只要你谈及“亚洲”政治体制，就等于你接受一个重要观点，即推崇家庭、努力工作和尊重权威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差异鲜明——该观点基本上是无稽之谈。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二的亚洲，既是一块真实的地方，也是欧洲人的一个幻想。（就这点而言，“西方”也并非一块一元化的、由个人主义和毫无责任感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土地——尽管人们常常误以为如此。）事实上，亚洲相当多元化，把（比方说）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放在一起谈论的做法很难说是明智的，更不必说把日本和巴基斯坦放在一起了。在亚洲，生活在民主制下的人比其它任何一块大陆都多。

其次，尽管有些威权国家（尤其是中国）把本国经济管理得极为出色，但也有些威权国家（缅甸或北朝鲜）穷兵黩武、把本国经济搞得一团糟。

当前的局势又是如何呢？人们远不能判定民主浪潮正在消退。有三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国家在变得更加民主的同时，并不会影响其成功。台湾曾是一个由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的威权政体，如今则变成了一个近乎典范的民主政体。权力先从国民党移交到反对党手中，而后又移交回来。虽然一位前总统遭到控告，但台湾的民主基础并未受到明显损害。台湾的开放政治体制，愈发有力地反驳中华文化与民主不相容的荒唐神话。

韩国曾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但如今已发展起同样健全的民主政体。诚然，韩国政坛充斥丑闻和政治报复，但这些现象并未导致该体制缺乏活力或无视民意。最令人意外的可能是印尼。在1998年苏哈托(Suharto)独裁统治垮台后，人们普遍预期：印尼肯定会陷入动荡，并走向穆斯林极端主义。但这两种预期均未成为现实。退役军官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在2004年当选为印尼总统。在他的治理下，印尼巩固了民主制，为该国前景看好的经济表现提供了支撑。

在规模更大的经济体中，印度已经证明，民主政体和经济快速增长可以相容——尽管与中国政府相比，印度政府还不具备让经济呈两位数增长的魔力。就连60年来一直是稳定民主国家的日本，也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选民终于把反对党选上了台。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自己。诚然，从远处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几乎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任何一个密切关注中国的人都不怀疑，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已出现一场知识获取方面的革命，并露出公民社会的萌芽。只需略懂技术或使用一个每周收费1美元的虚拟专用网络(VPN)，任何一位在中国境内的人都可以翻越长城防火墙，浏览到伦敦或纽约的自由网民所能浏览的信息。这与民主还不是一回事。但或许，克林顿到头来并非错得那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