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与外地人如何实现和解？
今天，上海憧憬世博会的盛况，它既带来发展的机遇，又给与了历史的挑战。数十年来，作为大陆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上海，一直忍受着大陆其他地区的批评、嘲讽和丑化，而外界施加的种种负面形象对于世博会主办地的场景是不利的。现在，上海开始对此展开反击，在市政府的规划下由上海本地学者策划了二项调查报告，试图以事
本文试图表明，在现行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下，欲达成上海人与全国其余地区人士的真正和解，难乎其难。
上海人被全国各地的人们辱骂丑化已是岁月久远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三尺之冰亦非一日之暴。更本质的问题是，这一边在努力“解冻”，另一边又在不停地“制冷”，因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制冷机”始终在工作着，这个“制冷机”就是“大一统”的政治机制。所谓“制冷”，就是遏制住统辖区内各个地区的各自独特性（国粹曰：不均也），使之失去主体性活力（四毋也），莫能有非份之念（克己复礼也），尤其嗜好扼杀人文素质的卓越和异禀（过犹也），以均一化的平庸为德性（中庸也），诉诸以唯上是从（正名也），正如鲁迅所说：“凭着习惯和人数的力量，历史上不知吃掉了多少英雄好汉”即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可想而知，在这种体制内，上海目前所努力的改善市民形象事情只能说是见木不见林、见林不见森，以及治标不治本之举。
另一种相反的情景是，“大一统”政治强化过度，同样会遭遇到国人人性深处的强烈抵触。且看极左年代里大搞“造圣”运动，以为：人之不圣也，仅在于存有“私心”，而私心来源于私有化的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于是不断地铲除“私有”和“剥削阶级”，这就是“性善论”，及“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论——阶级——阶级斗争”的整套理论。这种不敢直面人生、完全漠视人心幽暗意识的所谓“唯物”之主义，倒是真正落入了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其结果是，越是铲除私有，国人的私心越以扭曲变态卑劣疯狂的方式和途径发泄出来，尽管书写在文本上的尽是“大公无私”之类的高调。舍勒说：“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①
值得回味的是，建国以来的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在今天的官方传媒上，都认为仅仅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其思路是，“阶级斗争”作为纲领本身应是正确（所谓“七分成绩”），若斗争不去扩大化，不走极端过分，那就“正确无误”了（不左也不右，就可获得十分！）——如此可以长久地“安定团结”、“和谐”在大一统的框架内。统治者和道学家们之所以认定“私心”为恶，乃恐惧于其会导致社会分工，遂之分化而呈多元，最终瓦解大一统的格局。
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个社会的风尚，是渊源于该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最基本的价值形态性质。在特定历史的短暂期限内通过人为的干扰，如，过分地提拔或批驳传统道德的德性恐怕难以成行，正如一个快速旋转着的陀螺被鞭打几下后还是返回原地。
由于人的罪性内在地根植于人的主体性之中（尼布尔），亦即，“罪”与“恶”就是人的根性，同时，中国国民长期来一直以“性善论”来磨砺心灵，经年累月的积淀而成习得性遗传的群体下意识——国民心理定势，“善”“恶”相碰必颉颃，国人却又不敢正视之，于是“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鲁迅）。反映在当今对待上海人形象的态度上，就是，国家“统一”的调子越高，全国各地的人们丑化上海人越是起劲，自瞒自骗自造逃路却不自知。
“大一统的本质是高度一元化的秩序。大一统的秘密是以“一”这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核心来统合、支配、操控一切，凡是与“一”不同的，只要在统治者的能力所及之内都要被消灭。建立大一统的过程是在地域、权力、政策、思想、秩序、信仰、伦常等一切方面灭“多”树“一”、再反过来以“一”强行贯穿天下的过程，是一个强制推广“一统”意志与权力的过程，是一个尽力消灭“多”的过程，是一个不择手段、伸张统治者权力意志的过程”（刘军宁：《大一统政治，抑或联邦主义？》）
大一统反映出以君主为圭臬，其实是隐蔽的“个人主义”，因为价值观指向“个人”，绝非社会群体的大同理想。康德认为：“能够与个人主义（即自我中心主义——笔者注）相对抗的只有多元主义，即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不是在自身中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来研究，而是仅仅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来观察和对待自身。”②
可以说，“大一统”思维是历史悠久的国粹而作为群体下意识深深根植于国民心理之中，尽管“大一统”这个学术名称对于寻常百姓较为陌生，可是其现实化为日常政治生活的各种名词使国人听之见之甚多：“全国一盘棋”，“统一领导”，“统一在某某组织周围”“统一认识”、“保持一致”、“统一大业”、“思想一元化”等等。事实证明，这种国粹思想与当今世界主流的市场经济之间越来越难以整合，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越来越脱节不相适应，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趋向于多元化和个体化，用社会学家韦伯的话说：历史进步就是“分殊化”的进程。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③其意思是说，在欧洲范围里的任何一块特定的地域如国家以及在该地域上生活的民族，单凭自身内部的因素无法解释其自己的历史状况，而是需要其与外部发生关系的各种因素一起考虑进去，进行一番整合，方能解释清楚，汤因比的思路是社会系统论的观点。
的确，位于广袤大陆上的一个有着明确的边境界线之内，存在着相互联系着的高度统一的共同文化价值观的社群，其自身就是个宏大的社会系统，特征是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信息、物资、人员进行广泛而深度流动并交融，此场景便尤其不能将某个局部的地区单独孤立起来，使之自行其事来解释自身所面临的重大社会历史和发展问题。
社会系统论的思路使我们反省几个重大问题：
A）当一个社会大系统中各个地区之间有关某个信息，譬如整个社会对某座城市的市民形象的信息进行着普遍、广泛、持久的交流和反馈时，由于特大型社会一般都具有特重的历史惰性特征，因此，即使我们努力使其中的一个小社会，即亚层面的小系统，一座城市里的人员，其内的局部因素变动，譬如，该城市的市民仅靠自身的努力去改善与外地人士的交往会在大社会的整体层面上能起到多大的形象效果？
人的形象问题是个价值的评介，是个二元属性的关系连结。譬如“上海人排外”这个道德评价语句，就是个价值判断句。价值判断（评价）有三个要素：评价主体（主语）、评价客体（宾语）、以及评价谓词（价值观）。在上述这个句子里，主语应是“全国的多数民众”，但被省略了（主语省略本是中国语言的特色！），全称应是：“我们认为上海人是排外的”，宾语是“上海人”，而“排外”则显示出评价客体在道德上的“病症”来，而这个“病症”却与社会现实根本不相对应，上海是全国接纳外来人员最多的城市，城区的人口密度值为全国之最。④
价值必是存在于关系之中的，皮亚杰指出：“一切认识，不管其性质怎样，都会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思路是，“上海人”这个宾格（客体）出了“问题”，就不能孤立、单独地从客体自身中寻找答案，而是应放置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进行整体联系的考察。
我们从上述“关系”项中进行形式逻辑“不矛盾律”排除法，可以得知，既然道德评价与社会事实严重不符，那只能说，评价是具有相当的主观倾向性的个人情绪倾诉。由于这种主观倾诉严重背离了社会正义，因此，就上海人这个主体来讲，这鼓吹的“排外论”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综合性因素的人文环境的生态污染。
德国学者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已经论证了：“社会生活是超出个人间的关系和直接互动性范围之外而组织起来的。”⑤所以说，许多外地来沪人员仅以己身之偶然遭遇的个案来管窥蠡测，抱怨什么上海本地人的整体形象，恰是具有相当主观倾向性的个人情绪的倾诉，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理性的人应把目光关注于中国社会这个大环境之中。
我们该试问：既然生存于人文污染环境里，而国粹以“天人合一”为圭臬，当国人以人群的绝对多数为由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天”时候，作为“一小撮分子”的上海市民如何应对这“天理”？与之“打成一片”？抑或坚守现代性人格的独立的地域权利的尊严，去声张社会正义？
B）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关系搞僵的一个集中焦点是上海人的“傲慢”态度，这牵涉到如何评介上海在全国的历史地位和成就，从而以公正的尺度来评介上海人所享有的荣誉感。
既然地方的建设和发展必然是牵涉到与外界全方位各层次的交流与反馈，那么当上海人夸耀起本地特色的“海派文明”时候，怎么可以漠视自从1843年开埠以来西方文明在上海所建立起来政治体制及法治规则等事项的建功立业？怎么可以全盘忽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的辉煌史实？
倘若漠视了上述这些，则怎能辨明“海派文明”所代表的城市精神具有的现代性“摩登”（李欧梵语）之所在？倘若再将“摩登”视若为“藏污纳诟”堆积而成的污秽之物，譬如将尊重女性追求平等的上海男人视为“小男人”，而“把粗、痞、狂、俗、侃当作男子汉的一种标志”（易中天）⑥，以反文化为自豪为荣光，那么上海人这个文明雅致的群体的素质优势何存？既然外地人都以为是已经遏制住了“素质优势”，然而上海人依然“高傲”着，这怎可让来自内陆地区一些身上沾满泥土和牛粪的“无产阶级”人士来认同？⑦一般言之，受教育少的、人文素养差者，往往只懂得极力崇拜“官位”和“金钱”，因为这两样东西会立竿见影地给人的感觉器官带来肉体能感受到的享乐和快感，此涨彼衰，却难以认同高贵的精神性品质，如对于耶稣基督的虔诚、如亚里士多德所云德性：“理性的沉思乃最大的幸福”，对中国的庸人来讲显得实在是书生气十足而迂腐不堪。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环境里，历经长期的反智、仇知宣教加上妖魔加上蛊惑，平庸的国人怎会去敬仰以西方式的知识理性建构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理念的海派文明？？
另一面的问题是，上海近世来发展的滞涨和大幅衰落怎么可以不顾及近世以来外界左倾势力大举侵入的造就？——“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造，即便如此，也怎可一概抹杀上海人内在的素质优势？
在大一统政治的笼罩下，事实真相被掩盖起来，外地人士得以纵容去丑化这“一小撮分子”，庸人的人格和气度决定了其心态只能为“均贫富”，从这个立场出发，以为，上海的历史仅仅是起源于租借史，而上海真正发展成今天的摸样和成就全是靠当代的外地人来“贡献”的。
让我们究其史实吧。远在宋末，上海地方诞生了一位黄性女子，人称黄道婆，元中期因黄道婆革新棉纺技术，棉纺织业日益兴盛，从此上海的古地松江的经济开始大发展，元代松江人将棉布“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地区繁荣的标志是松江县升格为府、城，明朝时期，上海已经是个繁华的“壮县”了，松江城是全国的棉布交易中心。到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县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乾隆年间的上海十六铺，已经是中国和东亚的最大码头。也就是说，在上海向西方国家开埠前，这里已经是东方大埠。”（李天纲）⑧。上述历史情况表明，上海的先民已经为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明清时期算起，到整个民国、新中国，直至今天，一直是全中国的头号人均纳税大户。与此同时，又是地灵人杰之处，历代文人辈出的地方，这也为以后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都市”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故此，作为上海古代和现代文明遗产的直接继承人：上海本地人理应享有相当多的荣耀，这完全是合乎正义的，绝无歧视他乡人之举。
到了19世纪中下半叶，捻军扫荡中原；拳匪暴虐华北平原；长毛蹂躏江南、华南大地，华夏大地上的文明成就都遭到了大肆破坏，唯有上海能独善其身，并且继续沿着自己的海派轨迹扩大繁荣，这当然主要还不是上海本地人所能作出的业绩。放置于时局审视，正是西方人，他们用现代文明的方式来捍卫了现代文明的成就，这一史实正是标志着外国租借地的成功，但是作为租借地上的主人，上海人，也理应分享到这份荣耀。租借地的成功正是标志着大一统政治在局部地域的解体。
至于论及上海人的缺点，如缺乏事业上的大气、胆小怕事、目光短浅、斤斤计较等等，其实都算德性小恶。远为严重的社会现况倒是，今天的上海相当匮乏“文艺的原创力”（张闳）⑨。这难道可以简单归咎于上海人内在的素质欠缺？为什么余秋雨说：“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呢？（余秋雨：《上海人》）。
须知：人的德性和创造力是自由意志直接的产物，而人的自由度与周遭环境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审视的目光怎么可以忽略上海人的实际生存环境而空谈地域人群的素质？——长期处于高压制、严规章、缺权益、在最完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生存的可悲性，而这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是外来的、异质于上海本地早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海派文明——历史进程至中途时候完全改辕易辙了。上海的历史是一部“大一统”曾经发生断裂的历史，到了上世纪后半叶起完全复原了，特别表现在文艺创作等精神文明领域呆滞，今天的现状完全填补了历史的断裂层。
历史上的海派上海人远非如此，在最辉煌的三十年代里，上海滩上的“爷叔们”有胆有识，能说能干能做能闯，虎虎有生气，勃勃有朝气，他们是上海滩上华人族中的精英（朱大路：《上海爷叔》），不然，为何长期来本土的民族/民粹主义一直将上海的租借地诟病为“冒险家的乐园”？可是1949年时候，上海“爷叔”纷纷出走港澳台，留下的只是些二三流、及不入流人物。既然抽离了骨干分子，余下者的数理统计素质和禀性必定下降，可是这怎能由余下者来承担过分的素质要求呢？既然复原在大一统的体制里，上海本地人素质的下降怎能由孤立于外界的本地方自身来解释清楚？
其后几十年的上海地方建设，全部掌控在“全国一盘棋”（柯庆施）的模式中，长期推行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结局是，将本来这个早已成现代性法治体制的市场经济，改头换面成最为完备的计划经济格局。其导致的结局如沈峻坡撰写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该文登载在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上⑩，感叹上海地方经济和市政建设竟然落到了那么可悲的境地，可是这怎么能归咎于上海人自身的责任和素质差呢？！这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牛鬼蛇神”被关押在牛棚里的情景，那些被关押者老是被指责：“是农民辛勤劳动提供给你们吃的，是工人辛勤劳动提供给你们穿的及用的，而你们却根本不劳动，整天呆在这里无所事事，过着寄生日子，你们还有什么素质和脸面可值得高傲的？！”
C）正义完善成为理念的形态完全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早在人类轴心时期的古希腊，柏拉图在《普罗塔戈拉篇》中认识到，城邦建设需要有政治技艺来构造，为此，有两个德性是必不可缺的：正义（dikē）和敬畏（aidōs）。
说到社会正义，凡涉及利益分配的正义（公平）都是在二元性意义上相比较实现的，其表现的形式之一，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都必须予以平衡相称。
当一个权利主体是处于相对独立的情景之下，作出了自己的巨大成就，如上海在租借殖民地时期的辉煌业绩，到了今天怎么可以粗暴又无耻地说成是“全是外地人的成就”？！（注：这里的外地人主要是指广大的内陆地区人）；然则另一面，上海地方自有本土的文化渊源和根基，那就是吴越文化。即使西方殖民势力携带他们的文化和制度及器具侵入上海后建设成一个远东大都会，也该忘记上海发展中的“江南因素”（主要集中在吴方言区太湖片地域），“因为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以及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则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⑾
至于那些从吴方言区之外来到上海谋生的，绝大多数是低级打工者，他们对上海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呢？物质文明的贡献须以统计数据来衡量的，干苦力的粗布短衫者究竟能够纳上多少税收？这只需凭常识就可知道了。至于精神文明的“贡献”则更难以挂齿了，他们只是“做实验的材料”（尼采语），到了鲁迅先生的笔下，那些农村里的阿Q、润土、祥林嫂、七斤、九斤老太、华大妈、爱姑们，个个都是落后分子，是“看客”、“鉴赏家”、做“示众的标本”，正是如此的一堆人群废料才拖累了社会前进的步伐。我们该试问：这百年来中国农村的精神面貌变化究竟有多大呢？我们用现代眼光看待今天的场景，来到上海这块已经达到饱和密度的人堆里，苦力们只会多消耗掉很有限的社会生存资源，而创造出的财富少之又少。
讲到“敬畏”则更可怕了。当今中国的情景是，当一个发达的地区、被贴上响亮的“小资”标签的上海，凭借自身实力希冀雄心勃勃大搞发展的时候，某些本地官员却天真无暇地希冀让国内其余地区的人们来评介自身素质如何，则能期盼到客观正确的评介吗？落后地区的民众见状是以怀着敬慕心情来虚心求教发达之道，施之以对于卓越的敬畏，还是用妖魔化手段来极力诋毁之，丑化上海市民的荣誉？遗憾的是，世人所见闻的绝对是后者居多！甚至到了这种境地：本地人在自己的大街上讲本地方言是合理的吗？这本是极幼稚的“小儿科”问题，可是在今天的上海却大大地成了问题！！上因特网搜索“上海人”栏目，尽有的“丑陋”是：“排外”、“阴盛阳衰”、“崇洋媚外”、“自私冷漠”、“没有文化”、“门槛精，同他们打交道费劲！”、“喝酒不豪爽，同他们吃饭没劲！”、“自私！”、“看不起外地人！”、“穿睡衣上街！”、“小男人”、等等，而优点却没有几个。
上述这些对上海人的种种评论，究其实质乃：“贪婪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⑿，或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⒀
辱骂还只是“文攻”形式，尚有更恶劣的“武卫”形式：“你搞建设，我来破坏！”也就是做“奴才式破坏”（鲁迅）的“负贡献”，宣示着不择手段来铲平人间的一切“不均等”。查阅一下上海公检法的档案必可得知，刑事犯罪记录中来自外省市落后地区的人员占据了绝大的比率。
可是在大一统的政体下，对待上海的“铲平主义”得到了最高利益团体一定程度的默认，非但在媒体上不许做出群体性的谴责，进一步背离正义的是，“铲平”上海所遭成的形象破坏进而指责成上海本地人造孽的罪过：在上海的大街上一些不良现象如：随地吐痰、乱穿马路、乱扔垃圾、乘车蜂拥、贩卖发票、摘花毁绿、占地设摊、沿街乞讨等等，尽可归咎于上海人身上：“市民的行为、素质和文明程度尚有不少不足之处。”⒁
看来，正义的声音只能来自海外：“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的铲平主义与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是互相配合的，如果中国文化说得上是人类史上最牢固的保守主义，那么，中国老百姓与统治者的这种完美无间的配合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阶级合作主义——其共同效果则为维持结构之不变。”⒂
但是在此必须指出，封建朝代的“铲平主义”并无强烈的反智仇知反文化倾向，只是到了红色王朝，从俄国引进了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姓无、姓资”界线后，从而确立起阶级感情倾向，从此，知识、智者与“劳动”大相背离，“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此，则使上海人相对于全国其余地区人们的政治名誉地位而言也就可悲可叹至极了。
历史的证据是，受到红色舆论高度褒扬的太平军，在19世纪中叶时大肆摧残文明儒雅的江南之地，苏州府随之大幅衰落而上海则崛起。在这之前的元明清时期，苏州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繁荣昌盛使得苏州府享誉全国，引领时尚。那时候苏州人无不以讲苏州话为荣耀，时髦，以表明自己身份的高贵和修养的雅致，而全国各地的人们从不认为讲苏州话有什么“歧视”之举，“傲慢”之为，非但如此，而且还争相学说苏州话。
苏州白话在明代从江南的流行语言成为全国士大夫阶层的流行语言。越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古人云：“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上层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上层人物大多以苏州话为荣。甚至不同地区的人交流也有使用苏州话的。和官方“普通话”京白相对而言，苏州话在当时社会的地位相当于民间的“普通话”。⒃
另一种情景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广东省获得了良机大获发展，其时粤语成为时尚，国人竞相鹦鹉学舌，而粤语歌曲风靡大江南北，国人从不认为讲广东话有什么歧视的意思。其奥秘就在于，珠三角的繁荣代表着金钱文明，而金钱这样东西是与“缺乏拯救：中国人的生活最形而下”（孙隆基）的趣味秉性颇相吻合的，国人自然趋之若鹜，譬如，认作“8”字为拜金图腾从广东传播到全国。再说，中国的执政理念是，凡是秉性专注于形而下者，必疏于形而上，孵化下贱者多多则有助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可是上海的海派文明是混合进了西洋的知识理性，这让人伦习性的国人来认识就不大一样，舍勒指出：“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⒄
D)当今的铲平主义大大背离社会正义，这里牵涉到作为地域居民的主体上海市民的权利问题。约?斯?密尔言之：“我们称之为权利的东西是与我们所采纳的正义理论暗地里密切相关联的”。由正义所统筹的伦理价值体系中，个人权利理应被确立起来而占有重要的地位，譬如，由罗尔斯和诺齐克等理论大师创立的现代道义论思想体系就是如此。
可是我们的国粹是，以“一盘棋”的名义极力扼杀上海地方特色的优秀品质。鉴于我国国民素质的现状，学者秦晖特别指出，我国启蒙工作的要义就是：“群己权界”问题，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就是“群己权界”的划清。秦晖重复了严复的命题，这是中国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只是为了回避具有敏感性的“个人权利”这个词汇。
综观现代西方社会，“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述道，“法律和制度即使有实效和安排周到，但如果它们是不正义的，同样应予改革和废止。每个人皆享有不可侵犯性，这个不可侵犯性是以正义为基础的，即使全社会的福利也不能够凌驾于其上。基于上述理由，正义反对以其他人更好地享有权利为借口而剥夺某些人的自由。它不容许以大多数人应享有更大利益为借口而把牺牲强加于少数人。”⒅
可是，我国的政策是如此的：为了“社会和谐”，上海人必需放弃自己的荣誉感，放弃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公共场合“不讲上海话”，以便与全国人民“打成一片”。（新华网：《从小市民到大市民》）⒆
我们处于泛道德主义色彩浓厚的氛围里，凡是论及任何人的素质，人们总是着眼于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之上。
但是站在现代性的伦理观上论之，公民的道德的核心内容应是个人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体现为将自己和他人共同视为拥有权利所属的人，权利得到了保证，公民才会生活得有自由，有尊严，从而产生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来。但时至今日，上海人这个社会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主体（个体）权利何在？
“中国伦理学如果继续保持‘权利缺位’，就不可能为研究和概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种种新的伦理现象和道德问题提供理论依据。”（朱贻庭）。⒇
大凡动物都有“领地”意识，知道属于自己的“领地”被赋予了排他性的“尊严”，是不容外来者侵犯的，动物等级越高的，领地意识越强烈，进化使得登上生物阶梯顶峰的人类当然莫能例外。进而，人类社会的发展继续朝着分殊化、多元化方向前进的，亦即，人们的利益日益呈现个性分化倾向，不再有统一的利益、行动和价值观，社群生活中的人们对于归属自己的“领地”的意识也理应益发显然，进而属于集体的“领地”持续地进行着裂变分层再细分，越来越趋向于划归为“个人”这一端点上，如我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国有企业的纷纷改制、近期出台的《物权法》，都是表明了这一趋势。
而“大一统”显示出一种落后的农牧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②①
由自然秩序演化出的人类的“自然权利”及“自然法则”，在西方历来重视之，并认为是“天赋的理性”。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认为，城邦立法应该向自然寻求正义的最终规范标准。②②
人类的“领地”意识是，本地居民对于本地域所属的相关权益具有优先性：如对于城市户籍和人口流动控制，使控制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以及对于本地域所建立起来的高级文明，对于本地域的先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其后裔享有直接的荣耀，这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再说，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正是以解决本地域的民生为主。
上海，这个名称与全国其他地方名称并无二样，是个特定的地域，生活在这块地块上的人民，理应享有“主权”——主体权利，即具有契约规定的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不可剥夺的利益，理应与全国其他各个地区的利益确定起来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及范围。
从主权理念出发，上海人，就不单单是上海这块地域的主人的地域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作为海派文化载体、实践者和传承者而被赋予了精神内涵。
因此，关于某地域社群中的素质问题，应首先着重于文化上的归属性这点，即以文化为特征区分出人群的类型来。因为素质的事情是属于精神性的事物，归属于文化范畴。而地理区域内由边界说限定的人员，其归属特征着重于外在的与该区域内其他人员发生各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更多地体现为物质文明上的交流。
随着地域主体权利的不断丧失，上海人的荣誉和人格尊严被粗暴地剥夺。在一个言论绝对不自由的国度里，人们却惊讶地发现，对待上海人尊严的言论攻击却是相当地自由，尽可以去放肆语言暴力。须知，在文明的自由世界里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九条上云：“发表自由之权利得予以某种限制，???，至少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尊重他人权力和名誉。”
进一步地，上海市民担心着一个未来发展问题：上海在方言，人口素质，人文环境和社会软实力等多项方面所拥有的独特魅力和地方优势，已在渐渐地被颓废于强权制约、被掣肘于小人心眼、被侵蚀于外来异质文化、被消融于低级形态的文明之中。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在于她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地域之称谓。在正义的天平上，地域特色与“全国人民都有份额”这两者是不可并存的。
然而，当今垄断媒体上的实情是，一讲起上海就说成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上海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就马上有人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激进狂妄者甚至说成是“外地人养着上海人”，然则另一面，在上海每年要发生大量的刑事案件，在市区的大街上，外地来沪人员确实做出了不少不文明的事情，可是对待这些，现今在上海工作的全体外地人有勇气站出来承担自己该负的道义责任吗？
诚然，社会发展需要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广泛合作，但是合作也得建立于每个利益主体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因为这样可以分清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界限。叔本华的“刺猬之喻”表明，冬天里刺猬们的取暖合作得保持适当的间距，过近了则会相互刺伤，人类也正是如此，不宜套近乎热乎乎地大家混作一团和气，不然定会徒增内耗的。
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是，凸显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划清各个主体之间的权益界限，而今，在上海的外地人士与本地人之间的各种经济往来（即交易）若是按照市场经济来运行的话，那么无疑地选择权在上海人一方，因为通常的情景是，本地人作交易支付一般等价物：钱！也就是说，上海人是“客户”，理应得到外来的供应商和服务者的特别尊重，不应该是相反！
若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供应上海的服务和货物未必全是“外地”的，因为上海完全可以从国外进口和国内的供应之间作比较来挑选，凡是傲慢无礼之徒完全可以被上海人所拒绝。问题就在于，上海没有太大的选择权，我国至今还是“命令经济”——大一统的衍生物，国际上发达的经济体普遍不承认中国是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道理就在于此。
且看，港澳台之所以那么繁荣发达，后来居上大大超越了上海，就是因为摆脱了“大一统”，新加坡的发展何其迅猛，就因1965年析离了马来亚联邦。反面的例子是，奥斯曼帝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失败。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深圳、珠海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上海，其中二个重要原因是，这两块地方都被赋予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自主特权，并设立起“二指关”的关卡，挡住了各路流民无产者，减轻了“大一统”施加的民粹主义攻击的压力，可惜上海没有这份福气！
E）人之生存是双重性质的，既是社群形态的，即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又得在社群中保持个人的相对独立性。而相对独立性又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日益呈显强化态势。历史早已证实，人类社会的正常健全的发展，普遍朝着分殊化的方向进发（韦伯语），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呈现多元分化态，个人的独立性和权利也由此日益被赋予了关注和保障，个性得以张扬等等。
既然社会发展趋向于分殊和多元，当社群发展在单一枝上的人口数量膨胀成为大群体时候，通常总会引发裂变，生成几个亚层次的社群体，譬如地域群体、市民群体、小区居民群等等。随着社会总体的不断增大，亚级社群分层明显。因为利益分殊分层持续进行日趋多元，最终使得行政难以统一化的管理。譬如，我国现今在个调税起征点上，人们争论不休，就是因为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距太大，由国家统一的起征点却难以合理覆盖全社会各个地区。
分殊和多元的结果之一是，确立各自的地域个性。各地的人们在生活、学习和工作都无法摆脱属于自身地域活动范围的规限，有着“恋土情结”的中国人甚至想到死也是期盼着“叶落归根”，人们只能在由地域所提供的有限空间里确定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以这一空间为立足点接受各种信息并结合本地域的生存资料和经验予以阐释。由此，无论是出于理性抑或感性，人们总是对自己所生存的空间产生某种“家园”的归属感。对于该地域的生存越持久、好感越多、地域特色的人文价值观认同得越多，“家园”感便越是强烈。
由此，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然法则延伸，生存在各个地域的社群（市民）作为独立的主体，在家园感的培育下其自我意识和地方权益，随着社会的进步，也理应得到彰显而发扬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不仅是政治的动物，也是“地域的动物”。由此引发区域主义（regionalism）或曰地方主义（localpatriotism）也是合情合理的。②③譬如，外出的老乡们聚集在一起，就喜欢讲家乡话，听家乡的戏曲等等。
人类“最上层”的上层建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主张以方言作为母语，而不是官话、国语——对于中国人来讲就是普通话。因为高度统一性的东西对于现代人来讲，都只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工具，缺乏亲近感。
因此，一个国家中由各个不同的种族、民族、地域族等组成的共同体其合理生存未必须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实行文化、风俗、习惯、语言上的同质性为前提。可是偏偏就在上海这个内地最具现代文明的地方，上海人讲上海话被认作为是“排外”、“不友好”、“不团结”的行为，是道德低下、缺乏文化素质的表现。在上海，本地人发现自己的家园越来越陌生，大街上充斥着“满大人”的官话和他方异乡的鸟语土话，同时空气中依然回荡着“本地人排外”的责骂声。剧院、电视、电台的节目单上已经很少有什么沪语的内容可去收看收听去欣赏，网络上没有立足于本地人的论坛可去高谈阔论一番，总之上海话已经带上负面色彩。
让我们比照好样板吧。美国是个民族“大拼盘”的合众国，并非是个民族“大熔炉”。美国的各个民族群体都有自身的利益、族属意识（诸如“我族”、“他族”等等）、民族身份等，这些都是民族这一人类群居样态的衍生物。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民族政治学的智慧发挥出卓越的功能，联邦制的政治体系使各个民族认同“美国人”这个统一的国族，各族人民能够真正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又使和睦相处、欢聚一堂。
可是上海这块地方，本地媒体一贯高唱着“海纳百川”，无知的人们还以为是高尚的德性呢，究其归宿，无疑是进入“万物归一”的高度统一性之中，绝非是走向现代性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踏实办事不唱高调的自由世界，都懂得“择优录取”、“优胜劣汰”这些自然通则。瞧东邻日本，明治维新时大力引进西方文明，同时排除腐朽不堪的亚洲价值观，结果“脱亚入欧”成功，从而傲视东亚穷邻居；可是在上海，高唱“与国际接轨”，号称“东方巴黎”，却连现代文明基础的市场经济都远未完善，市民的生活实在是“一座灯红酒绿的精神死城”（刘晓波），就连最近户籍新政出台后，首先引进上海户籍的“人才”是一批无纳税本领的四肢粗活工人②④，却放置历史上援助外地（支内、建设三线及小三线、插队）作贡献的上海人极其家属而不顾及他们的户籍返回。
注释：
① 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爱的秩序》上海三联书店，第751~752页。
② 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5页。
③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版，第1页。
④ 《上海市中心每平方公里挤9589人》：http：//hi.online.sh.cn/content/2009-07/24/content_3053077.htm
⑤ 高宣杨：《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⑥ 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男人?寻找男子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⑦ 参阅拙笔：《上海人的形象被丑化是反文化建设的恶果》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9814
⑧ 李天纲：《人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
⑨ 张闳等：《畸形发展的上海文化是中国样板》http：//www.ucs.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x？ID=500
⑩ http：//www.sass.org.cn/zxzx/regulararticleshow.jsp？dinji=471&artid=27810&sortid=2156
? ⑾马学强：《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载于《史林》2003年第3期。
? ⑿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⒀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滩》
? ⒁文汇报李雪林：《上海在外国人眼里比在外地人眼里有更好的形象》
? ⒂【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42页
? http：//baike.baidu.com/view/35561.htm
? 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爱的秩序》上海三联书店，第740页。
?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哈弗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4页。
? 新华网（记者赵兰英、杨金志）《从小市民到大市民——看“阿拉上海人”的变化》http：//news.sohu.com/89/19/news206291989.shtml
? 朱贻庭：《“权利”概念与当代中国道德问题》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677337.htm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4页。
22 转引自【美】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07页。
23 任军锋：《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3页。
24 新闻晚报：《农民工获上海首批转户口名额热泪盈眶(图)》http：//bbs.online.sh.cn/forum/thread-292602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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