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的角色定位与价值追求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曰：孔子是条狗，是一条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孰是孰非，暂且不表。作为一名研究法律的学者，我常常思索：那法学家是什么呢？

　　法学家的角色定位

　　作为一个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学的人当然愿意把自己当作“法学家”。但法学家是什么呢？从实然的角度讲，法学家是干什么的？从应然的角度讲，法学家应当是什么样？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的角度，“法学家是什么？”都是对法学家的一种自省和追问。

　　“法学家是什么？”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回答可以很简单———一个以研究法学为业的群体。但这样的回答无疑等同于没有回答，因为这种回答并没有揭示比字面解释更多的信息。

　　要正面回答是什么，即从肯定和积极角度往往比较难，但如果采取排除法，从否定的角度来认识也许就要容易一些。因此，我想先思考一下，法学家不是什么？当然这只不过是提问的不同形式而已，因为任何排除都是通过肯定来完成的。

　　法学家不是法律实务家。法律实务家是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职业人员，是法律制度的实现者和实践者，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学家们尽管也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但不是以此为业，其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与法律实务家有所不同。法律实务是一种操作技术，而且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技术，但凡一种技术，就涉及技术的运用问题，涉及经验的积累，这是法学家所不能的。法学家通常只能提供法律问题处理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法律实务工作者经常会向法学家们提出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如何处理？例如传真件的真伪如何判定？案件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被告的过错能否确认？……法学家们往往并不能给予提问者满意的答案。只能是抽象而概括的回答，总是：如果怎么样，那就会怎么样？根据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形加以判断考量，这是法律实务家的作业，不是法学家的行为。

　　法学家不是立法工作者。法学家会提出设想和法案，这些设想和法案是法学家理论研究的结果。但法学家不是立法工作者，立法工作有一套规律，一套技术，是专门一种技术，因此指望法学家们能够提出完整的立法草案是不合适的。当然长期参与立法的法学家也许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其提出的草案比较成熟，这又另当别论。

　　法学家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类，因此法学家也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从性质上讲也是天生具有批判性的群体，虽然也有建构，但均是在批判之后的建构。法学家审视和批判的是现行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他们眼里看到总是现行法的不足———规范过时、逻辑不通、用语不当、概念间不整合、缺乏可行性云云。

　　法学家作为一个批判群体，还要对法律实施的现实状况进行审视和批判，这一点往往是法律实务界不大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其实，法学研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批判，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就是一种批判。法学研究所预设的就是现实的非合理性，法学家是在审视和批判之后去追究新的建构。正如哈佛大学新校长福斯特在就职典礼演说中所言：不安宁和叛逆是塑造未来的关键。当然，法学家们是有分工的，有的批判、解构，有的建构，也有的会反批判，以维护原来解构后的建构。

　　法学家的价值追求

　　法学家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这就是观点的创新、体系的完善、理论结构的合理、既有理论的证伪。法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自恋”的，———虽然不一定都是自恋狂———观点总是自己的最正确，文笔总是自己的最美。如果不是这样，法学家自身便没有了自信。法学家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也可以说是惨烈的，没有新的观点等于死亡，抄袭他人、雷同等于自杀，创新是学者的生命。

　　法学家在研究中会追求理论的纯洁性、理论的自洽性，有时会到达一种病态的程度，会因为不能获得最简单的、适用所有场合的解释而苦恼，如同哲学家胡塞尔在追求哲学的纯粹结果一样，他说过这就像他小时候磨小刀一样，总是唯恐不够锋利，于是磨呀磨，但有一天却突然发现小刀磨没了。法学家们大都是分析实证主义者，他们会像医生那样对法律制度进行无情的解剖，且要做到显微程度。

　　法学家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有各自专门领域的社会群体。他们有自己各自的领地和存在。新的人会挤进来，并试图逐步扩展地盘。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必须有自己的专业，专业就是特定的法学家自己的饭碗。专业越细，他人进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自己的饭碗也就越稳固。但也会因为分工的细化，导致法学家个体视野的狭小，且容易因为专业研究过细造成隔离和观点偏执。不要以为法学家对法学问题都懂，其实不然，法学中的分工一点也不亚于理工科中的分工。当然，法学中最基本的原理和原则，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学家应当是知道的。

　　法学家是一个相互之间“争论”、“打架”不休的群体。有的人对法学家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大相径庭时，往往感到不可理解，人们会说连专家们都不统一。人们以为都是法学方面的“专家”，都是法学“真理”在手的人，怎么也会不统一呢？其实，法学家也有各自的视角，各自的立场，并非都是“真理”在手的人，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谁也不能宣称自己找到和拥有了真理，也不可能有人掌握了永恒的真理。因此观点之间碰撞一定要发生，也应该发生，法学家们提供的不是唯一的观点，法学家只是为立法者、决策者提供可供选择的各种观点、方案，这些观点和方案均有相应的理念、理论作为支撑，都有其相应的假定条件。法学家生活在各种假定之中。

　　法学家是一群相对中立的社会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家由于没有“屁股”，不会坐在社会利益群体的那一边，只有“脑袋”。由于法学家没有“屁股”，因此，他们不会受制于“屁股”，更多地服从于“脑袋”，虽然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情感，但不会基于行业、单位、阶层的利益而发表言论。虽然也有人指责经济学家中有人是负有“原罪”的有钱人的代言人，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属于是否被“收买”或“招安”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

　　法学家总认为自己是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并试图为此而努力，但在法学家的个体上却并非如此。

　　诚然，法学家虽无整体利益，法学家是“个体经营者”，是“散户”，因此他们也有自己的个体利益。能够更好地生存就是他们的利益，在追求精神利益的同时，他们也要追求物质利益；学术地位越高，精神和物质的获得也越多。他们也会尽量争取话语权，并为此而斗争。法学家希望参与立法和司法解释，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在法律中体现，这是个人价值的体现。

　　李零说：孔子是条狗。如果要以动物比喻，我以为法学家当是一只猫。猫是这样一种动物，它不会理睬主人的殷勤程度，尽管给它猫食，它也不会始终守在你的身边，它有自己的空间，自己游戏，兴致所至，转身一拱腰翘尾便离开了主人，不知何时又会回到你的身边，依偎在你的身旁。它是自由的，没有人用绳或皮带套住猫。猫也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不是自由的，它抓不住老鼠。我们希望有猫的存在，且“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本文节选自《法学·蓝调》，张卫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