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十大法学名家之——王世杰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湖北崇阳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民国政府官员，宪法学家、教育家。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宪法学等科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比较宪法学教授、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中华民国政府播迁来台后的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要职。1953年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之由被蒋介石免职。1962年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著有《比较宪法》（与钱端升合撰）等书，用比较方法介绍西方各国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和宪法理论。王世杰一生最受争议的是，迫于战后中国之疲弱，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身分代表中华民国于1945年在莫斯科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致使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在法律上独立成为蒙古国，实际上变成苏联的附庸。

    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道德与法律的界线不清，凡是道德思想载于经义但未列入法典或者法典有规定但与经义不符合的，经义的效力往往等于或高于法律；法律与习惯的界线不清，法律符合习惯的很多，法律未规定的钱债、田土、户婚等大都适用习惯；司法官权限大，一方面可按法律以外的经义判案，另一方面又可比照律文科罪（科比）；同时，律外有例，例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文，律文的规定，即使在当时也往往并不都是现行法。因此，他从民主与法制角度出发，认为非引进西方的法律不可。

   著作：
《现代评论》周刊（创办人）
《宪法》 王世杰讲述 1924年
《国际形势概观》 1959年
《艺苑遗珍》（名画） A garland of Chinese paintings 王世杰等主编 1967年
《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 王世杰 胡庆育同编 1967年
《传记文学》（第十八卷） 1971年
《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 王世杰撰 1978年
《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 王世杰撰 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辑 1980年
《王世杰日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1990年
《比较宪法》 王世杰撰 1929年/1935年/1927年/1991年
《比较宪法》 王世杰 钱端升同撰 1946年/1948年/1937年/1936年/1989年/1997年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 The diary of Dr. Wang Shih-Chieh eng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及废止》 王世杰 胡庆育同撰
《元人墨迹集册》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纂委员会编纂 王世杰 蒋复璁主编
《元鲜于枢墨迹》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纂委员会编纂 王世杰 蒋复璁主编

不能忘记的法学家系列——之王世杰校长

中国青年报

王世杰（190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民国教育、宣传、外交部长。

中国新闻史或许该记录这么一次有趣的会面：上世纪40年代，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访美归来。当他走下飞机舷梯，离地面还有两级时，夫人萧德华迎上前去。由于她比王世杰整整高出一头，边上一个中央社记者便促狭地大喊：“快照相啦！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众人大笑，王世杰却不以为意。

但宽容只是对待记者时才有，在王世杰的下属眼中，这个“身材矮胖，一脸严肃，很有学者风度”的部长显然令人畏惧。曾有记者写道：“（只要王）走进外交部大楼，原本看报纸、聊天和吃零食的各司局办公室，立刻鸦雀无声……”

在学者傅国涌看来，这种“宽容”和“讲求秩序”的混合品质，正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强烈记号，他也将王世杰视为“观察上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个标本”。

从政前，作为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王世杰著述颇丰。他与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已成一代法学名著，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引用。1924年，他主办《现代评论》周刊，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口号，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曾多次被当局没收、查封。

尽管与王世杰本人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现代评论》仍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在李大钊遭军阀杀害后，这位法学家写下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评论，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稿子送审后被毙，当期的《现代评论》便开出“天窗”，并在目录中保留了题目。

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在演讲中提出办学思路：“……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学，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

也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初王世杰弃学从政后，西方媒体普遍看好。《曼彻斯特导报》盛赞王是“具有大才干而思想开明的自由派”。《泰晤士报》也认为，“自由派分子在国民党里的优越地位明显增强了。”而傅国涌把王世杰从政称为“浸透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努力”——“他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当时的国民党大员中，王世杰是个另类。他不烟不酒，生活简朴，极少娱乐，不坐专车，上下班皆步行。任教育部长时，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他的下级，又曾是他的学生，有人建议他为儿子说一下情，他坚决不允。王纪武最终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

王世杰半生为民国高官，但他发表的所有文章，从未用过当时公文中流行的“共*”字样。言谈间，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敬称“先生”。1943年抗战期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因文中有无数攻击共产党的语句，王世杰看后，十分坚决地予以否定，并亲书“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交给蒋介石。

一位共事多年的同僚曾评道：“雪公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

傅国涌也认为，上世纪30年代起，以王世杰、蒋廷黻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政府，他们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和出色的行政领导才能，无论治学还是从政，也都竭尽所能，但“大厦依旧坍塌”。

“……在一个独裁制度下，知识分子参政，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傅国涌追问。

1949年后，王世杰迁往台湾，不久便因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而遭贬职。直到6年后，年近60岁的王世杰才找到一生归属之地——“中央研究院”。这位新任院长增设了物理、经济两个研究所，在各重点大学成立数、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广筹经费，充实设备，改善科研人员待遇。他不时地去“中研院”，像一位普通学者般“隐入座席”，听名流们演讲，直至逝世前两个月。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病殁。临终，他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收藏的70余幅珍贵字画赠予武汉大学。身后，子女遵其遗嘱，在墓碑上去掉所有头衔，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