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

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

[ 徐勇 ]——(2011-5-12)

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
——危险驾驶罪不能“亡人补牢”
    据新华网重庆５月１０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１０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张军要求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他指出，５月１日后，各地公安机关已陆续查获了一批醉酒驾驶犯罪嫌疑人，很快将起诉至人民法院。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也就是说，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１３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

    从张副院长的上述言语中显然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则不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而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依据进行行政处罚。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若按该意见处理，存在以下不妥之处：

第一、涉嫌越权解释。

    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属于刑法的一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发布，属于“基本法”的层面。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二条“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第四十三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之规定，对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解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话，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而非通过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形式作出内部审判指导意见。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举。

    更何况，该条规定非常明确，即如果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须出现情节恶劣的情形方可定罪；而对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需要出现任何情节恶劣或严重后果即可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如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时，则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理。

第二、存在“行为犯”与“结果犯” 犯罪构成的认识误区。

    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在法律上属于行为犯（即危险犯）。行为犯，是指基本的犯罪构成不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要实行行为（即行为人实施了醉酒驾车行为）完毕，基本构成要件即为齐备的犯罪类型。而结果犯是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很显然，危险驾驶罪属于特殊的犯罪构成类型，不能按照一般的犯罪构成去对其进行解释。

   若真如张副院长所说，对于危险驾驶罪，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笔者倒要问：何为情节轻微？何为情节严重？难道非要撞死撞伤几个人方可定个拘役，处个罚金？这不是对人的生命健康的漠视吗？难道非要“亡人补牢”吗？这对被伤的人或者死去的人来说公平吗？合理吗？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潜在的危险在萌芽中就扼杀呢？难道法院也要“养鱼执法”不成？

结束语：

   醉酒驾车对社会的现实危害本身就是非常巨大的。谁能保证醉酒驾车者能跟常人一样清醒、一样动作敏捷，不撞人？除非他是在空无一人的自家大院里，或者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驾驶。因此，笔者认为：因醉酒驾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根本就不存在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不大的情形。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况，作了区别规定。

用一句公益广告词结束吧——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