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邓小平中兴”还是“民族伟大复兴”？

数年前，笔者曾对中国国内一度流行“和平崛起论”提出强烈质疑，并在《联合早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处撰文批之。笔者的论据是中国处于“民族复兴”（restoration）的过程中，“崛起论”（rise）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给中国外交的实际操作带来被动。但是，当“民族伟大复兴”取代“崛起论”后，中国官方媒体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发展路径已定型，太平盛世也已到来。近来对“中国模式”的吹捧更是误国。作为”复兴论“的始作俑者，笔者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究竟是“民族伟大复兴”还是“邓小平中兴”？现在看来，还是“中兴”（英文也是restoration）比较准确。

所谓中兴指一个政权中途振兴，转衰为盛，常以当政者名号命之。首先，从“天命”（即合法性）来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能算是中兴，因为改革之初，政权并未更换。古人云：“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谓之中兴。”再者，“民族复兴”的标志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因为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有过出色的表现，而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的重建，即“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的复兴。到目前为止，“邓小平中兴”对“德治”这个中国独特的传统非但没有继承，反而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改革之初贫富差距小，用“拨乱反正”偷换“中兴”概念尚可行，现在的社会问题早已超出了“中兴”的框架，政治体制成为从“中兴”向“民族伟大复兴”过渡的障碍。

中兴也分两种，一种是政权灭亡前的回光返照，比如清末同治时期出现的“中兴小阳春”；另一种是重建政权合法性，比如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将汉家天下再续近200年。“邓小平中兴”属于哪一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兴尚未成功，仍有夭折的可能。然而，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中国的政治危机已集中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也就是说，财富集中的速度如此之快，不能不令人担忧。一方面，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定性的国家，人民收入的差距没有理由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取得财富的手段主要是权力。邓小平曾说过：“如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但是，两极分化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层没有人承认过失败，也没有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

所以，在全社会层面，“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现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相结合，并以此为主导的“文化建设”，将制造出最危险的社会炸弹。因为马克思强调从体制结构来看分配不公的原因，而儒学传统注重人的修养来找腐败的根源，把两者结合起来看现实，岂不是为人民造反提供最佳的意识形态根据？

清除体制内的腐败，打破权力对经济主体的垄断，是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积重难返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做大蛋糕”先行还是“切割蛋糕”先行的论点都是转移大众视线。“同治中兴”的名臣冯桂芬曾指出，当社会精英借体制内的明暗规则（例）谋私利成风时，社会动荡即在眼前：“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如果说同治中兴失在“官督商办”，“邓小平中兴”则失在无节制地“让一部分人先富”，因为一夜暴富的几乎都是体制内之人。从长远来看，邓亲自支持的早期私企“傻子瓜子”，岂是体制内的“私募基金”的对手？

中兴有功之臣借“洋务”和开放敛点钱财，百姓尚可原谅，但若贪无止境，以“洋务”误了“国务”则不可宽恕。社会稳定便是首要国务。在传统中国，帝王是靠“天命”来统治的，规矩之多，头衔之大，不足为奇。他们需要一种神秘的光环来支撑政权的合法性。头衔最长的也许是乾隆皇帝：“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共27个字。不过，皇帝的头衔至少有传统依据，包括四大要素：姓名，年号，谥号，庙号。自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五段式的历史观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变成了“封建”时代。但这个“封建”既非古代“封邦建国”之意，也非欧洲的封建主义，而是一种毫无学理价值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共产党革命时代，封建往往特指革命对象，即军阀和土豪劣绅。到了1949年之后，则变成一切守旧的人和思想。

中共在建国后对“封建残余”本来是不耻为伍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共给自己加的定性头衔（又称行动指南）居然比“封建”时代更长。中共十八大的党章修改后，这个称谓将起码有31个字。中共八大的党章直接定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亦未进入。到了十五大，行动指南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共17个字。及至十六大，加上“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26字。而到了十八大，至少我们可确定的是5个新字“科学发展观”，或许还有“和谐社会”。

更有甚者，修党章的着眼点只在谥号，即为前任评功摆好。既无逻辑，又无章法，只好凭空堆砌。读来诘屈聱牙，文法完全不通，如用外文诠释，更加勉为其难。其实，“邓小平理论”用“猫论”即可概括；所谓“三个代表”，究竟是说中共“必须代表”还是“已经代表”也语焉不详。“科学发展观”实际等同“为人民谋利益”。其实，只此一条便能够凸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并对执政基础做出清晰的诠释。

为何需要这一套“封建残余”呢？当然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有关。老一辈领导人亲手打下天下，对掌权的合法地位的没有不安全感。1949年的民心所向，从大乱到大治，新生共和国的昭昭天命不容置疑。从第二代领导人开始，“天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即以经济发展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邓小平中兴”的核心价值观，但如果放弃以德治国，这个价值观将成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天敌。仅仅搬出孔子来装点门面是远远不够的。

意识形态的失败对政权合法性冲击最大。如果还不把道德重建视为刻不容缓的第一要务，任何“顶层设计”都将失败。中国改革派喜谈“制度建设”，其实中国的最大问题正是制度太繁，明暗规则太多。体制内的“增量民主论”鼓吹先从细节着手，渐进地“曲线”救国。其实，“同治中兴”时期也有类似的“增量改革”思路，冯桂芬曾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夫例何以设？曰为治天下也。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确实，如果背离了党的基本宗旨，无论用什么来“增量”或堆砌也不能救国。

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c/html/50459/2011/10/21/6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