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技术规则

9月27日，上海十号线地铁追尾事故又一次震惊国人。根据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其原因和动车事故几乎一模一样：设备故障致使信号中断，转为人工控制后由于操作者不遵守规则，凭经验而行，最终导致事故发生。惨痛的记忆还未完全随时间淡去，伤疤再次被血淋淋的刺入，其中暗含的隐喻就是我们面临的中国式风险社会。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社会的干预的范围、深度都扩大了，技术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人类的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由此也构成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社会的实质是高能级、高有序度、低熵值的技术社会。如飞机、高铁的高速度意味着高能量级的生活方式；飞行调度、铁路调度的复杂系统意味着生活中的复杂性和高有序度；纳米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导技术等意味着高有序度和低熵值。

在小农时代，生活和生产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熟人社会，社会管理以氏族、宗族为单位，依靠权威和经验就足以应对小农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但在工业技术时代，技术的能级不断提高，有序度不断提高而熵值不断下降。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高复杂度的社会化大分工应运而生。个人经验不能完全覆盖、胜任生活和生产中的各种问题，所以为了掌控技术，管理好社会化大分工的巨大系统，人们建立起各种规则。这些规则小至交通规则、调度操作手册，大到施工监理、招投标规则。为了保证这些技术性极强的规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产、技术发展的全过程，而不至于变为权威和人治下疲软的橡皮图章，法治随之而立，用法律来保卫规则。为了保卫法治，自由言论、结社等公民权利也陆续登上人类文明的舞台。

而且，随着技术发展，生产需要越来越巨量的资源，如地铁网络、大型离子对撞机、CPU研发、航天事业。这些巨量的资源需要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管理，于是，代表着全面管理的政府也需要变得更加庞大、且更高效、广泛、精确。这导致了人类创立司法独立、议会、人大、公务员制度去制约政府更加廉洁，高效.

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与其说以上概念是意识形态，不如说它们是技术规则。纵观历史，也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伴随文艺复兴以来的技术革命而生的，与其说是一部社会发展史，不如说一部技术发展史。革命和改良与其说是社会的要求，不如说是技术的要求。

包括言论、法治、司法独立、议会在内的这些广义的技术规则是建立在社会意识的基础上的，但社会意识并非凭空得到，而是整个历史的沉淀。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小农式狡黠是凭经验行事，对应的是农耕和熟人社会的处世之道的话，那么，德国人的严谨，日本人的认真，美国人的自由，则对应的是技术社会的行为特质。这些特质不是出于生理特性和地理特性产生的民族性格，而是经历长期工业社会、技术进程后人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是孟德斯鸠民族性格论在技术与民族互动上的再现，也是唯物史观的精确体现。所以，当科学、民主、法制和契约精神在长期的技术发展中融于民族特性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其适宜技术发展的社会管理制度。

但遗憾的是中国是一个重权威、轻规则的国家，虽然引入了各种先进的物化的技术，但社会治理和意识仍带有浓重的小农色彩，重权威而轻规则。服从权威和漠视规则是共生的，权威下无规则，规则下无权威，服从权威的民族特性必然伴生不守规则的民族特性，但技术社会需要的却是规则。所以，当施行权威，无视规则，影响公共建设时；运营员工无视规则，凭经验行事时，这两个相反的极端则共同使中国式风险社会中的技术灾难不再是一个偶发的创口，而成为一个无法痊愈的溃疡了。

在飞速的中国城市过程中，公共建设、运营中实质上是以行政化、体制化方式运行，也即权威化运行。由于从项目审批、设备招标、工程施工、日常运行、设备维护等环节中缺乏完善法治制约、公众监督去保卫规则，这就使得各类技术制度软弱无力——招标变为过场，监理变为勾兑。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但却漠视规则，嘲笑德国人的拘泥，日本人的死板，美国人的天真，用小农式的经验去处理各种技术问题。于是卡斯柯公司的设备故障和工人的不守规则，再次成为中国式风险社会这个嶙峋巨石最锋利的一角，在同一个柔软的地方，再次深深刺入。

这绝非泛政治化的解读，而是唯物史观给出的合理解释。虽然技术灾难各国均有发生，但事故的发生几率却可以充分的印证唯物史观的这个解释和预言，我国冶金行业每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80倍；我国道路交通每万车死亡率约10人，是美国的10多倍，日本的20多倍。

从唯物史观出发，经济就是技术的量和质的发展，一部人类的经济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技术史，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微软的帝国时代游戏，都明白的告诉我们了这一点。所以，如果共产主义是技术社会发展的唯一最终形态，那么，从技术发展而言，这个世界上，没有蓝色文明，也没有黄色文明，只有一个技术文明。没有中国模式，也没有美国模式，只有一个适应技术的社会模式.

权威和规则是根本不协调的，所以，权威强势，则规则难申。当制度不能保卫法律，法律不能保卫权利，权利不能保卫规则，规则也就不能在一个高能级、低熵值、高有序度的风险社会中保卫我们的安全。当权威横行之下，法律无力，规则失效，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社会而建立起来的规则至上而下均臣服于权威，各种技术事实阙如而人们千呼万呼却呼之不出的时候，那么，面对中国式风险社会中的种种危险，国人与其说是在规避风险，不如说躲在大概率的“人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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