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能解释我的行为吗？

行为经济学从未像现在这般炙手可热。不仅《轻推》(Nudge)、《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本能》(Basic Instincts)之类的书籍热卖，而且该学说在政治上也获得空前影响力：《轻推》的作者之一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是奥巴马政府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主任，另一名作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为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新组建的内阁办公室行为研究小组(BIT)担任顾问。

简单概述一下行为经济学——下面的定义借用自《卫报》(The Guardian)——这是一门研究“人们实际上如何做出决定、而不是经典经济学模型认为他们应该如何做出决定”的学说。但该学说现在遭遇到抨击，心理学家歌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和经济学家内森•伯格(Nathan Berg)指出，行为经济学根本不像其拥护者宣称的那样切合实际。它的确研究了我们做出哪些决定，但根本没有研究我们如何做决定——因此，它甚至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要执念于那些对人类思考方式的愚蠢描述。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常常依赖于“宛若”(as if)理论。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53发表的论点，他认为尽管人们不会真正地实时解决复杂的新古典主义优化问题，他们仍然表现得“宛若”在这么做：在经验和认知捷径的共同作用下，以某种方式作出了理性决定。但经济学家一直不关心这些认知捷径究竟是什么。吉仁泽则正相反。

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在一些案例中，我们的决定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并不相符，因此“宛若”理论不成立。但吉仁泽和伯格抗议道，行为经济学家保留了新古典主义对我们行为理由的漠不关心态度。他们只是对新古典主义的模型进行了修改，直至其预测与我们被观察到的选择相符，然后还是依赖同样的“宛若”理论。

考虑一下人们对风险的反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我们表现得就好像考虑到了所有可能的结果、计算出了每种结果的可能性和效用，把可能性与效用相乘，以实现预期效用的最大化。显然我们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做——也没有表现得好像有这么做。

而行为经济学则提出了“前景理论”，这种理论给予损失比收益更高的权重，而且与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选择有更高的匹配性。但是伯格与吉仁泽认为，作为对决策过程的描述，行为经济学甚至更加不切实际，因为它仍然要求权衡所有可能结果，但接下来需要进行更复杂的计算来产生决定。它或许描述了我们的选择，但没有描述出我们为何做出这种选择。

吉仁泽倾向于寻找真正的决策过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如何接住飞行中的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会说，人们表现得“宛若”飞速计算出了球飞行的抛物线。行为经济学派会说，有些球未能接到，是与我们进行上述计算的方式存在某些系统性错误有关。但事实上，接球手利用的是一种叫做“凝视捷思”(gaze heuristic)的认知捷径，前后跑动的同时始终保持视线与下落中的球的夹角恒定。无论朝着更快速的微分计算进行多少“轻推”，也没法帮助减少接不到球的次数。

这对行为经济学家有些苛刻，因为要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重视，他们必须参与到最优化游戏中。如果转而采用吉仁泽的准则，便超出了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学的范畴。

不过，这一批判是振聋发聩的。如果行为经济学家并不真正理解我们的行为理由，那么“通过轻推让我们做到更好”的项目就必然存在限制和危险。

蒂姆•哈福德的新书是《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由利特尔-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管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