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欲望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今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来演讲是因为当前关于政治和政治理论的讨论往往缺少对心理学的关注。经济现状、人口统计、宪法组织，以及其他东西是很容易展现出来的。在朝鲜战争开始之际，要说清楚韩国有多少人，朝鲜有多少人没有任何困难。如果你在这些书里面翻翻，你可以很轻松的弄清双方的军队数目、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朝鲜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朝鲜半岛南北两国的居民是否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他们各自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不满，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恐惧又是什么；简而言之，他们的各自动机何在；你就是把这些书翻遍，也是徒劳一场。因此，你无法得知韩国的居民到底是盼着联合国介入，还是更想北方的兄弟来完成统一。同样，你也猜不到他们到底会不会为了拥有投票权，投那些他从来没听说过的政治家，而放弃土地改革的诉求。这些问题往往被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大人物忽视了，从而错失民心。如果要让政治变得科学化，这些事情不再令人吃惊，那么我们的政治考量就必须深入到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各种政治口号蕴含的内在渴望有多大影响力？在一个人能或者不能吃饱饭的时候，它们的鼓动效果一样大吗？如果一个人给你一张选票，而另一个人给你一块面包，你会在饿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还会坚持要选票？这些问题很少有人深入考虑。然而，让我们暂且抛开有关朝鲜的事，且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所有人的行为都被欲望驱动着。然后有些热心的道德家却异想天开，以为靠责任和道德原则，就可以对抗欲望。我之所以说这是异想天开，不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表现的很有责任，而是因为如果不是一个人渴望表现的有责任心，则责任一词对他毫无意义。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会做什么，你不仅要大致了解他所处的物质环境，更要清楚他整个的欲望和想法，以及它们的强弱对比。

有一些欲望，虽然很强烈，但通常并没有多大政治上的重要性。大部分的男人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会渴望结婚，但通常他们不需要采取什么政治行动，就能满足这个愿望。当然，也有些例外。罗马人抢掠萨宾族妇女就是最好的例子。澳大利亚北部的发展严重受阻，也是源于本来应该去北部开荒拓土的年轻男子不喜欢自己和女性社会隔离。但这些例子都是少数。一般来说，男人和女人在结婚方面的事在政治上影响甚微。

在政治上影响力巨大的欲望可以划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来自于对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所、衣服。当这些东西变得稀缺时，为了生存下来，人们会不遗余力的获取它们，甚至付诸暴力也在所不惜。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学者表明，阿拉伯半岛上四次不同时期的干旱，造成了大量人口外流，给周围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带来深远影响。这四次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事件，造就了伊斯兰教的兴起。日耳曼部族从俄罗斯的南部渐渐扩散到英格兰，最后到旧金山，也是出于相同的动机。不用怀疑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从前及现在，一直是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人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于他有欲望。那种欲望可谓之私人的，能够永不满足，甚至让他即使在天堂，也还会永不停歇。蟒蛇吃饱了之后就去睡觉，直到需要下一次进食才再醒来。而人类，绝大部分并不如此。过去习惯了节俭生活的阿拉伯人在一度得到了西罗马帝国的巨大财富后，定居在奢侈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懒散起来。饥饿不再成为一种动力，只要轻轻一点头希腊的奴隶就会供上极精致的食物。但是其他欲望让他们保持积极，尤其是可标签于这四种：占有、竞争、虚荣以及对权力的热爱。

占有欲——想要占有尽可能多的财产以及有财产的标志，我想它的动机是出于恐惧心理和对必需品渴望心理的交杂。我曾经像朋友一样招待过两个从爱沙尼亚来，好不容易才从大饥荒中逃难出来的小女孩。她们生活在我家，自然不愁吃喝。但是他们一有空就溜到邻近的农场去偷土豆储藏起来。洛克菲勒的童年有过非常穷的体验，所以他成年之后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与此相同，阿拉伯的酋长在他们柔软光滑的拜占庭会议室，还是不能忘记沙漠，依然储存着实际上不可能花完的财富。但是任何一种对于占有欲的心理分析，都不能不承认前段所述的是其中非常大的一项动机，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来说。因为前文说过，它是人类无穷动机之一。尽管你可以得到很多了，但你永远会想要得到更多。心满意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但是占有欲，虽然是资本主义系统下的主要发动机，但并不意味着是出于克服饥饿而产生的最大动机。相互竞争的动机远超于此。穆斯林的历史一再表明，王朝的毁灭往往是因为不同出身的王子无法统一意见，并最终导致的内战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局面。这相同的是也发生在现代欧洲，当不列颠政府愚蠢的允许德国皇帝出席斯皮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演习，这位德国皇帝脑中想的并不是如我们预想的一样，而是想：我也必须有一支跟祖母所拥有的一样好的海军。如果占有欲总是比竞争心更强的话，海上平台倒会更好些。可事实上，非常多的人只要能牢牢的完全毁灭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会高高兴兴的面对贫穷。税收层级就是这样诞生的。

虚荣心是威力巨大的动机，任何人有过很多和孩子相处经历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多么坚持不懈的傻傻的表演，以及说着“看我的”。“看我的”是人类心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件可以一再提及的事是：年轻的王子临终前面对神父问他是否有什么事需要忏悔时，他说“是的，在我人生中有一次关键时刻，我同时探望皇帝和教皇，我太迷恋于我自己人生的顶峰，而没有看到更远。我忽略了那次可以同时把他们扔下去的机会，本来我可以流芳百世。史书上没有记载是否神父宽恕了他。虚荣的一个麻烦就在于它是越来越膨胀的。原来说过，被允许在报纸上翻看关于他自己的审判过程的杀人犯，如果发现某个报纸报道的不够详细就会很气愤，如果他发现关于他自己其他报纸报道的很多，他对那些极少报道他的报纸就会更生气。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如此，剪报处发现他们越是有名望，就会越难满足。从三岁的小孩到眉头一皱世界振动的君主，对人类虚荣心遍及生活各角落的影响，如何夸大都不为过。人类甚至犯过如此大不敬：觉得他们构想出来的神灵也有相同的需求，渴望得到持续的赞美。

还有一种动机也与上述动机一样影响巨大，而且远超它们。我指的是对权力的迷恋。对权力的迷恋有点类似于虚荣，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同一种东西。虚荣需要的是赞美，没有权力也很容易得到赞美。在美国，获得赞美最多的是那些电影明星，但是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反美运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打回原形，反正他们无论如何都享受不到赞美。在英国，国王比首相能享受到更多赞美，但是首相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多人更热爱赞美而不是权力，但是那些人在很多事情上的影响力不如那些迷恋权力者。在1814年，击败拿破仑的普鲁士元帅布鲁克在参观了拿破仑的宫殿后大叹：他拥有这一切还要去攻打莫斯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对于拿破仑来说，他当然不是没有虚荣心，只是当他必须做出抉择时，他更向往权力。而对于布鲁克来说，拿破仑的选择无疑是愚蠢的。权力，正如虚荣，是永难满足的。只有全能才能使它完全满足。特别的正如那些精力充沛之人的弱点，对权力迷恋的偶然积极作用，跟它发生的频率完全不匹配。实际上它是那些伟人们最强烈的动机。

对权力的迷恋随着对权力的体验而与日俱增，而且不论这权力是大到君王的，还是小到微不足道。在1914年之前的快乐日子里，能干的主妇能够获得很多仆人，她们从掌控家务方面权力获得的快乐随着年龄而稳定增长。类似的在任何一个独裁制度下，权力的拥有者因为从权力那里得到的快乐体验而变得越发像一个暴君。因为权力让人类做他们宁愿不做的事，因为对权力热爱而鼓动起来的男人更倾向于使别人痛苦而不是允许别人快乐。如果你以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对老板说要缺席这次会议，他的恋权，会因为拒绝你而不是同意你获得更多的满足。如果你要求一个建筑许可，这个相关的小官员将明显能从说“不”而非“是”获得更多快乐。这是一系列的事让对恋权变成一种危险的动机。

但是也有另一些可取的方面。我认为对知识的追求也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所有科学技术的改进也是源于此。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一位改革者也能拥有强烈如暴君的对权力的迷恋。对权力的迷恋是人们的动机之一，对此否认是个彻底的错误。你将被这种动机引导成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还是有害的行为，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以及你个人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是理论方面或者是技术方面的，你将会在知识或技术方面做出贡献。通常，你的行为有益于社会。如果你是一个政客，你可能会被对权力的迷恋所驱动，但是通常这种动机会表现在：出于某种原因，你希望看到现有局面按照你的个人喜好而改变。一个伟大的将军，比如三次背叛所属阵营，最后死于波斯总督之手的亚西比德，毫不关心他对阵的是哪方，但是大部分将军都会更倾向于为本国作战。也就是说，在对权力迷恋之外，也还是会有别的动机存在。政客有可能会随时变换阵营，以确保自己属于多数派，但是大部分政客会更倾向于某一个党派，而压制他们对权力的迷恋。几乎纯粹出于恋权的现象在各式人等中都有。其中有一类人，就是军事冒险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拿破仑。我想，拿破仑对故土科西嘉和法国不会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偏好，但是如果他成了科西嘉的皇帝，他不会有现在那么伟大，尽管为此他必须假冒自己是个法国人。然而，这些人都不是最佳的例子。因为他们也同样得到了极大的虚荣心的满足。最纯粹的出于对权力的迷恋的一类人要属于那些幕后操纵者——那些人躲在王位宝座的背后，从来不公开露面。他们仅仅凭着一个念头就足以慰籍平生：那些木偶对到底是谁在指挥着他们都还不知道呢！ 荷尔斯泰因男爵，从1890年到1906年一直控制着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他把那种对权力的迷恋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居住在贫民窟中，从来没出现在社会上，除了有一次皇帝强求要与他见面，他无法拒绝外，从来不与皇帝见面，他拒绝所有的宫廷活动的邀请，因为他说他没有宫廷礼服。他掌握了可以要挟宫中大臣和皇帝亲友的各种秘密。他利用这些作为要挟，不是为了去获得财富、名声或者任何其他显而易见的好处，而仅仅是强迫大家采纳他的外交政策。在东方，在宦官群体中，这种人物也并不罕见。

现在提一些其他的动机，虽然和我们之前考虑过的那些动机相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少些重要性，但依然是相当的重要。其中的第一种是对刺激的热爱。人类相比于动物的优越性在于他们容忍无聊的程度。虽然我也多次想过，观察动物园里的猿猴可以得知它们也有这些不甘于枯燥的情绪萌芽。逃避无聊几乎是所有人类都共有的一种影响甚大的欲望。当白人第一次和野蛮的原始部落接触时，他们给那些人几乎所有的好处，从福音书到南瓜派。尽管如此，我们可能还是会很遗憾，因为大部分野蛮人接受那些东西时非常冷淡。在那些礼物中，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令人沉醉的酒，那些酒可以让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纵使很短暂的幻觉，觉得活着比死了要更好。印第安人保持在依然未开化状态时，他们吸他们自己的小管烟，不会跟我们做的一样冷静，而是极度狂欢，在过于兴奋时会陷入昏迷，当尼古丁不能在引起他们激动时，一个“爱国”的演讲家会鼓动他们去袭击临近的部落，那可以给予他们就像我们（按照我们的性情）在平常赛马中能获得的那种享受。对于文明人群体，正如对于早期的印第安部落，我想它是主要出于对刺激的热爱，那种刺激可以使得平民在战争突然爆发时鼓掌；这种激情非常像足球比赛，虽然它的结果在有的时候稍微要更严重些。

到底什么是人类热爱刺激的根本原因，是很难完全肯定的。我倾向于认为是因为我们精神上的天性为了适应当初主要靠男人打猎为生的那个阶段。那时的男人带着原始落后的武器，带着对晚餐的期望，为了围捕一头鹿而忙了一整天。日落的时候，他拖着猎物胜利性的回到洞穴，带着疲倦心满意足的躺下，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开始整理和烹饪食物。他身体困乏而又骨骼酸痛，烹饪的香味充斥所有他能意识到的场所，最后吃完晚饭过后，他进入沉沉梦乡。在这样一种生活下，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厌倦。但是当他进入农耕时期，让他的妻子做田里所有的重活，他就有时间去想着人类生活的虚荣，发明神话和哲学系统，并且梦想从此就过着他将永远在神殿里打猎追逐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品质是用来适合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在假期里每天进行25英里的徒步旅行，夜幕来临时，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排解无聊，因为坐下的快乐就完全能满足我了。但是现代的提升无法用这些身体上的奋发向上的原则来引导。大量工作都是坐着做的，并且大部分手工工作只用到特定部分的肌肉。伦敦的人们或许会集聚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大声为政府决定让他们送死的声明而喝彩，但如果他们那天步行了25英里之后就不会那样做了。要治愈好战心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要幸存下来，也许应该找到一件战争之外大家并不喜欢的事，以稳定而无害地发泄我们富余的精力，这样可以引导对刺激的追求。

这是道德家和社会改革者都很少考虑的事，社会改革者觉得他们还有更严重的事需要考虑，另一方面，道德家对所有用来转移人们对刺激的向往的事情，都极其夸大它们的严重性。然而在他们的眼中，严重性来自原罪。如果我们听信他们，认为舞厅、影院、爵士乐这些东西就全都是通向地狱的大门的话，那么我们最好花掉所有的时间安坐家中，忏悔我们的原罪。我发现自己无法完全同意那些说出这些警告的严肃的人们。魔鬼有很多种样子。一些用来欺骗年轻人，一些用来欺骗年长和严肃的人。如果引诱年轻人享受快乐是魔鬼，那么说服年长者谴责年轻人的快乐，难道就不可能是同一个魔鬼做的事？难道谴责就不可能是一种让年长者的兴奋的事？难道谴责不可能会如鸦片一样，必须持续加大剂量来产生想要的效果？我们岂不是要担心，我们会从谴责“邪恶”的电影院开始，逐步走向对对立的党派、意大利人、南欧的黑裔、亚洲移民、以及所有非我族类的谴责？这种谴责正是导致战争发生的广泛原因，这种谴责才是应该谴责的谴责。我从来没听说过因为舞厅而发生的战争。

兴奋的严重性在于它有很多种形式都是破坏性的：奋对酗酒或沉迷赌博而无自制力的人来说，是破坏性的；当它带来群体性暴力时，也是破坏性的；尤其当它导致战争时，更是极具毁灭性。这种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我们无法找到用无害的方式发泄兴奋的话，人们就很可能会被引向有害的发泄方式。现在，在运动方面有这么多无害的发泄方式，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多，前提是那些活动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尤其那种导致群情激奋的政治活动，经常导致大量伤害事件的发生。

人类城市生活过于乏味了，如果要不生变数的话，必须为冲动提供一些无害的发泄方式——我们远祖只需要打猎就能满足那种冲动。在澳大利亚，人少而兔子多，我看到过一很多百姓用原始的技巧狩猎成千上万只兔子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原始的冲动。但是在伦敦或纽约，人多而兔子少，必须有其他方式来愉悦大家。我想每一个大一点的地方，都应该有个人造的瀑布，然后人们就可以乘坐脆弱的小舟滑下。并且也应该有放满了凶猛的鲨鱼的游泳池，任何被发现支持预防性战争的人，都应该被投进泳池，罚他们每天与这些灵巧的怪物们共处两个小时。

尽力去钻研一件事确实是一种积极的发泄方式——对于渴望寻求刺激的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新事物或者发明了一个新东西更让人兴奋了，很多人只要去做都能拥有这种激动的时刻——至少要比大家所设想的要多得多。

很遗憾人们非常容易拥有另外两种激情，它们紧密相连，与很多其他的政治上的动机交织在一起。我指的是：恐惧和厌恶。我们很容易厌恶我们所恐惧的事物，同样很常见但并非一定的是，我们恐惧我们所厌恶的事物。我想在原始人群中，人们通常会既恐惧又厌恶任何他不熟悉的事物。他们有自己的群落，一开始可能很小。其他群落则是潜在的或实际上的敌人；群落里单个成员意外迷路了，就会被杀死。一般来说，他们会视情形而定，选择避开其他群落，或是与之交战。在对待其他外族的问题上，这种原始的机制仍然控制着现代人的本能反应。那些完全没外出旅行过的人会视所有外族为野蛮人。但是那些去外面旅行过的，或是学习过国际政治的人，会发现要使自己的民族强盛，就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民族联合。如果你是一个英国人，有一个人对你说：法国人是你的兄弟。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胡说，他们耸肩，还说法语。甚至别人还说他们会吃蛤蟆。如果那个人跟你解释：我们要对抗俄国人。必须要守住莱茵河，如果要守住莱茵河，法国人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你可能会开始明白，他说的法国人是我们的兄弟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有个人要继续说：俄国人也是你的兄弟，他将说服不了你，除非他能证明火星人要入侵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盟友，如果我们没有敌人，那我们就不会要那么多盟友。

然而，这一切仅仅在我们单考虑人们互相之间的态度时才成立。如果你视土地为敌人，因为它吝啬小气，仅能饱腹。如果你设想一下人类正在同大自然搏斗，以求得更好生存时，你可以视大自然为敌人。如果人们都能这样想，全人类的合作将会很容易。如果学校、报纸、政客都致力于此，那么人们将很容易形成这种观点。但是学校正忙着灌输爱国主义，报纸忙着挑起人们的兴奋神经，政客忙于再次当选。因此，这三者中没有一个在做任何一点事，把人类从自相残杀中拯救出来。

有两种办法克服恐惧：一种是消除外在的危险，另一种是培养苦行僧式的承受力。后者可以反复强化我们无所畏惧的信念。克服恐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恐惧是可耻的；它很容易变成困扰；它让我们对恐惧的东西产生厌恶；并导致如失控一般的过于残忍。让人们有安全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如果一个能消除战争恐惧的国际性机构得以成立，那么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心态会立即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当前，恐惧的阴影笼罩着全球。邪恶的共产主义者和邪恶的资本主义者所把持的原子弹和生化炸弹让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坐立不安，这又进一步刺激人们滑向战争的深渊。如果要想局势改观，当务之急就是找出一条消除恐惧的方案。当今的世界被敌对的意识形态所困扰，其中造成冲突的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对各自的意识形态获胜的渴望。我不认为这里的根本动机和意识形态有太多关系。我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是划分阵营的一种方式，这种敌对情绪是对立双方中经常会出现的。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厌恶共产主义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他们要剥夺我们的财产。但是窃贼也同样会这样做，尽管我们一样反对窃贼，但我们对窃贼和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差别——主要因为窃贼不会激起同样程度的恐惧。其次，我们厌恶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中国人从11世纪以来就一直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也只是他们把蒋介石赶跑了之后才厌恶他们。第三，我们厌恶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不信任民主制度，然而弗朗哥不在此列，而我们还是同样厌恶他。第四，我们厌恶他们，因为我们害怕他们，以及他们威胁我们。如果说俄国人依然秉奉东正教，如果他们坚持议会制政府，如果他们每天谩骂我们的新闻媒体有着完全的言论自由，那么——假设他们依然有现在一样强大的武装力量——我们依然会厌恶他们，只要他们有我们视之为敌人的理由。当然，信仰上的互相厌恶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是敌意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那都是原始群落感受的细枝末节：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感觉到陌生，而任何陌生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创造群落的一种方式，尽管群落不同，而各自心理却是一样的。

你可能会觉得，我所提到的都是不好的动机，或者至少是不好不坏的动机。从整体来看，那些动机比出于无私之心的动机要影响更大，但我并不是否认存在出于无私的动机，并且不时的影响着这个世界。在19世纪早期发生在英格兰的废奴运动无疑是无私的，并且深刻的影响着世界。

它之所以无私的证据在于：1833年英国的纳税人花费数以百万记的金钱从牙买加农场主手里赎回了奴隶。而且在维也纳的大会上，英国政府预备实施一项重要承诺，以鼓励其他民族放弃奴隶交易。这是过去的例子，而现在的例子，美国也同样向世人展现了它的担当。然而今天，为了避免陷入争议中，我不想继续深入这个话题。

我认为同情心作为一种真诚的动机之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若他人遭受痛苦，某些人在某些时候，会感到某种程度上的心理不适。是同情心让上个世纪的人道主义得到了长足发展。每每听到精神病人遭受非人虐待，都会让我们震惊，而现在我们有了很多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们不会再受虐待。

西方国家的犯人一般来说不会被折磨。如果对他们的折磨为外界所获悉，会有人奔走呼告。我们不支持像《雾都孤儿》里一样对待孤儿。新教徒国家中反对虐待动物。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同情心的政治作用。如果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不存在了，同情心的效用会变得更大。

或许对人类未来最好的期望是发现一条增加人与人之间同情心的深度和广度的办法。现在已经到了该总结我们这些念头的时候了。政治活动更多是关注群体，而非个体。因此，对于政治上重要的激情，对任何一个群体而言，都会有相同的感觉。政治活动启发出来的大部分人之本能都是建立在党同伐异上。群体之间的合作从来没多好过。

也有一些人不符合这一点，从词义上讲就是他们与常人有异。他们的道德要么是低于平均水平，要么是高于平均水平。有可能是蠢蛋，罪犯，也有可能是先知和探索者。聪明的群体会学会宽容这些高于平均道德者的反常行为，而对那些低于平均道德的人，也不会过于残暴。对于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现代技术使得自利和本能产生了冲突。在古代，当两个部落开战后，一方消灭另一方，吞并它的土地。从胜利者的角度看来，整个过程非常令人满意。

杀戮根本不用费太多劲，而带来的兴奋又很可观。在那种环境下，也根本不用考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事。不幸的是，我们今天仍然有这种原始战争的冲动，而实际上战争的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了。在现代战争中，杀死一个敌人的代价太大了。如果你考虑一下，在二战中有多少德国人死亡，而胜利者又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用总花费除以德国的死亡人数，你会发现每消灭一个德国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那个数字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东边，德国的众多敌国占尽了自古以来战胜者的优势：臣服亡国之民，豪夺亡国之土。然而西方的胜利者却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现代战争明显不是一桩合算的买卖。尽管我们赢得了两场世界大战，但如果这两次大战没有发生的话，我们现在肯定更富有。如果人们都为自利所驱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少数几个“伟人”所煽动，那么整个人类就可以团结起来。然后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也不再有军队，不需要海军，也不需要原子弹。没有煽动和鼓吹，民族与民族之间，也不再会互相敌视仇恨。在边境线上，也不再会如现在一样，用军队来阻挡其他国家的优秀书籍和思想。保护国内落后生产力，限制国外先进技术和企业的海关，也将不复存在。

如果人们希望自己获得幸福的心理有比希望别人遭遇不幸的心理那么强的话，上述的一切美好现象将能很快成为现实。但是，你或许会说，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有什么用呢？道德家们会说，人们不会变得完全自私，只有到千禧年之后，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不希望自己在这场演讲快结束时表现的很愤世嫉俗。我也并非否认人性中有比自私更美好的东西，并且有些人展现出来了。

然而，我始终认为，一方面，很少会有那种时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正如政治活动所关注的——都超越了自私心；另一方面，非常多的情况下，人们的道德会比自私更低下——如果说自私的意思只是为了自利，不包括害人的话。人们的道德比自私更不堪时，往往都是被所谓的美好动机所驱使。

很多理想主义只不过是掩饰了人们对权力的憎恨和向往。当你看到很多人为高尚的动机所驱使时，也试着静下心来，问问自己，那些高尚之下，到底掩藏着什么。部分原因是因为高尚是最好的幌子。个中心理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以我刚才所做的尝试来看，我敢推定，如果我说的没错，要使得整个世界变得幸福，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拥有不为他人所愚弄的智慧。当然，这是一种很乐观的推断，因为智慧是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