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十贤”的改革期待

对中国大陆来说，2008年是转折性的一年。这年夏天成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恰好在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发达国家陷身其中，而中国依靠强力的刺激政策保证了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在危机中一枝独秀，“中国模式论”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扬者看来，“中国模式”不仅成就了中国奇迹，也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在主流媒体高调宣传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渊，只有中国从成功走向更大的辉煌。

不仅如此，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向。一些一度指责中国改革被新自由主义误导的“新左派”迅速拨转方向盘，宣扬“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分裂，一些人怀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走向国家主义。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的数年间，批评、否定改革的“改革失败论”一度甚嚣尘上，那么从2008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浮出水面，而且声音越来越响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国模式举世应学，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爱德华·萨义德曾说：“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但就在许多知识分子选择沉默或称颂的的时代里，却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秉笔直书，直言傥论，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提醒国人，中国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吴敬琏语）。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呼吁改革，直言“不改革，无出路”。

这种“老年人燃烧，年轻人取暖”的现象值得深思。中国是一个推崇实用理性的国家，基于良知的道德坚持难能可贵。这些老人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不为一己谋私，而是为国家前途、民生福祉着想，可以说他们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王阳明语）。

作为一名记者，我很幸运地采访过许多这样的“燃烧的老年人”。笔者在《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所采访的十位老人，都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苦难。他们分别是吴敬琏、江平、茅于轼、资中筠、李泽厚、厉以宁、袁伟时、高尚全、余英时和许倬云。其中有七位生于1930年，两位生于1929年，一位生于1931年，他们每个人也都历经磨难，但是不改初衷，老当益壮。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业余人”。余英时先生也曾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些“燃烧的老年人”都是各自专业里的声望卓著的大家，但并没有静坐在书斋里安享荣耀，而是坚持独立思想，不屈从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坚持批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孔子说：“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按此定义，这十位受访者都可以称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人”。因此，我将他们称为“当代十贤”。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如果能够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不是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某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有情更无情。历史长河的一个小小“三峡”，就可能是一个国家百十年的穷途弯路、几代人的悲惨际遇。普京在回顾苏联历史曾说：“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苏联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十贤”都表达了对于中国现实的忧思，并提出了解决之道。他们的思想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他们的独立思想、批评精神，更值得后来者学习。“不信东风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假如中国的知识界都能够像他们这样，做到“不降身，不辱志，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胡适语），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那么中国也许会避免最坏的选择，走上一条和平的转型之路。

（注：《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一书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0月出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