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民主化进程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相互依存。

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

从信息技术最初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巧妙运用，到推动美国民主政治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看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与美国民主化历史可谓殊途同归，互相依存。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美国民主化进程史，两条路线的发展与跨越平行，但每一次信息革命都呈现出民主阶段的不同特点。

最早实践应用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国人A·汉密尔顿在公众演讲中首次向美国各州宣传宪法预备案的优越性，为了维护联邦权力，他前后花了两天时间，在4家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

当时汉密尔顿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政治信息的分布与健全的民主息息相关，但他发现即使是在很小规模的民主政体中，想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直接互通的通信渠道依然非常艰难，通常情况下，传播政治信息需要一部分消息灵通的公民通过公共出版物来获取信息，然后参与政府事务，互相通信，接着，那些消息不够灵通的公民通过他们来获取信息，因此，哪怕在一个很小的政体内，政治通信和信息流动总会存在一个中间媒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对于任何规模政体都适用的中介信息流，就将成为解决规模问题的基础。

传递政治信息的重任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先后由当面交流、车马交通、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担负，而很多时候，由其中的几项共同承担。

第一次信息革命：

从一分钱报纸的出现，到邮局和报社共同体的政治通信系统

第一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此前，信息传播依然局限在面对面接触和缓慢的人力传送，导致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隔绝，彼此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对方。事实上，当时已经存在了基本的邮政服务。

1790年，全美有75个邮局，每年处理30万封邮件，也就是说，在美国，每个邮局管理43000人，平均每人每年寄出0.1封信。可想而知，这种邮政服务对于信息传播的效率几乎为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大规模建设邮件设施，全美新建了13000多个邮局，每1000人享有一个邮局，每年处理4000万封信。在50年内，邮政服务增长了两个数量级。从此，各类信息在全国得以可靠地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报纸产业也发生了巨变。起初，美国报纸分为两类，商业报纸和政治报纸，主要为商人和其他精英的利益而办。直到“一分钱”报纸的出现，这种办报局面被改变。这种报纸标价为一分钱，是当时其他传统报纸价格的1/6，内容包括社会新闻、社区活动新闻、犯罪新闻，特别的是，它们不仅报道政治事件，还会写下自己对政治议题和公众事务的观点。这也是一次打破旧有商业格局的新商业模式的尝试。

1836年的一期《费城公众记录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这样描述：

“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这样有着300000人口的城市里，一分钱报的日流通量不低于70000份。这个数量几乎等于这两个城市里每个成年男子和年纪大到会阅读的男孩手上都有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在每个大街小巷里，在每个宾馆、酒家、会计所、商店里。每个码头搬运工、贩夫走卒，只要他们不是在工作，就能看到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于是，邮局和报社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通信系统，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超远以前。它们向公民提供其他公民和政府的信息，建立了一个政府了解公民、与之通信的通道——这也是民主的三个基本信息任务。随着这种政治媒介的变化，白种男性公民爆发了极大的参与热情，选民资格标准也不断下降，投票参与度爆炸性增长，从1820年的10%增加到1840年的80%。与此同时，各州也在为总统大选制定普通选举制度：让选民间接投票选举总统。党派官员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宣布会议，刊登政治性聚众活动；同时，报纸也刊登民众组织会议和活动。这种活力十足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公众对自身的理解，公众对精英的政治服从开始减退，认识到自己在民主中相当于精英的角色。

第二次信息革命:

游说形式获得发展

第二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此时的美国民主系统复杂度快速增加，政策议程扩张，政治制度延伸并变得专业化，选举工具不断完善，私人团体急剧增加，选民数量也大幅提高。

面对这种信息扩张，无论是党派还是报纸，都无法满足新条件下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信息通信的大部分要求。政府的复杂度大大超出了报纸的报道能力，报纸无法提供关于新议程进展、国会议案、政治家的立场和意图、新协会团体利益等各方面的信息。

对于政党和政府官员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广大选民的意愿，但与其通过和政治利益多样、政治信息分散的各个党派来获知民众的意愿，不如直接与意愿清晰、表达明确的集团交流。于是，游说作为合乎需求的一种形式慢慢获得了发展。

尽管在1874年，最高法院规定在国会之前的任何授权代理律师或者代理机构来代表客户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即对“游说”服务说不，但随着商界和官方的需求增强，游说最后依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职业行为，“草根游说”也获得了发展。新的游说不仅是政治战略，也是一个向公众领域的导向，各个团体成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参与公共教育活动，向政府官员直接提供信息。

A·科拉迪托（Aileen Kradito）描写女性团体：

妇女们开会，发表声明，参加法律听证会，编辑报纸，分发宣传单，都是为了说服男人为她们投票。到了世纪更替之时，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在“新闻办”之余还建立了“信息办公室”。

第三次信息革命：

大众商业媒体的崛起催生政治个人秀

第三次信息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众商业化媒体，诸如广播、电视的崛起，它们对政党、对政治人物、对利益集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广播开始，这些媒介应用可以在政治家和公民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而不需要任何党派组织。新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党派服务，让候选人可以更好地进行通信和动员，政党在选举政治中渐渐隐退。国会候选人不再需要党派组织的支持来赢得职位，之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总统竞选中。当然，这种绕开党派组织的做法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州的级别。

江湖医生J.布瑞克利（John Brinkley）的广播节目有很多听众，在1930年堪萨斯州州长的竞选中，他本来不在竞选名单上，但由于他的电台影响力，在差额候选中，有近30%的选民都填了他的名字把票投给了他。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发现个人的、以竞选者为基础的组织与党派委员会相比，可以更加合理地利用新媒体，于是，政治特别是政治选举逐渐演变为政治人物的个人秀。

1845年，纽约市长候选人J.海兰（John F.Hylan）作了公认的第一场广播竞选演讲。C.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是第一位经常利用并且善于利用广播的总统。1952年总统选举期间，R.尼克松第一次利用电视播报了“查克”（Checkers）演讲，这也是第一次以电视为基础的面向大众的政治通信。一年之后，当D.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电视上发表就职演讲时，已经拥有了7500万观众，电视已经成为了政治传播的新力量。

大众媒体的发展对利益集团而言是挑战。尽管媒体的发展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宣传形式，但他们在和大多数派之间的较量中有时却不得不让步。毫无疑问的是，作为拥有强大财政资源的信息专家，集团通常比普通政党和大众更加了解政府，也有更强的力量来承担监控立法者的行为与立法者通信的成本。但是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比赛的机制，当一个议题能够引起大众关注时，政府官员会更青睐民众的利益诉求，哪怕会牺牲掉一些利益集团。

第四次信息革命：

能否改变“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信息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网络的发展将促进政治民主，但以《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一书观点来看，互联网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的联系似乎还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证明。

可以承认的是，互联网的信息开放让精英们通过新手段传播和获取信息，为市民们彼此之间进行确认和交流提供可能性，同时也保存了历史信息。由于互联网的观众与直接暴露在政治信息下的观众有很大不同，至少浏览政治信息网页的网民是基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才主动到网上寻找信息并参与互动的，因此在与支持者互动方面，互联网具有真正的价值。对于互联网来说，相比于劝说那些摇摆分子，推动支持者更多地参与反而更为有效。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新鲜感的褪去以及互联网上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夺，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也不再便宜了。

以美国竞选网站为例，竞选网站花费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新事物发展到了竞选的标准组件，同时，它的身价也翻了几番。在1998年，候选人要建立一个网站需要5000美元或稍微少些，而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网站则需要花费10倍于这个的价格，但两年之后，最好的网站花费则可以达到几十万美元。尽管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互联网的进入门槛不高，但金钱的力量依然非常明显。而和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竞选团队们更擅长于通过各种方式精确使用那些几十年的策略。

对于规模小没有多少资源的组织，信息技术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替代金钱和人员，使得到捐赠不多或很少的团体也可以像拥有很多资源的团体一样参与政治；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组织也通过开发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途径来拓展它们的影响范围。《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的这句话或者可以概括为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最大优势。

近年来忽然火热起来的社交媒体，诸如Facebook，Twitter让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推动和普及美国现代民主的绝佳网络产品。至少，在美国的媒体都被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下，Facebook和Twitter还是抢占回了一点自己声音的地盘，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但对于匿名制的网络世界，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准确掌握舆论的规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政治，从不同环境中涌来的网民总是具有将严肃话题极端化或者娱乐化或者轻描淡写化的本领。

以这次美国大选为例，竞选中的任何小插曲都被社交网络成倍放大。诸如，在罗姆尼和奥巴马的第二场辩论中，罗姆尼说自己当选州长以后，会要求手下找来一档案夹（Binder）的女性职员资料进行选择以示自己对妇女的重视。此言一出，Twitter上“Binder full of women”（满档案夹女人）就成为了热门话题，一时之间贻笑大方。

11月7日，《商业周刊》报道，社交媒体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在今天这个大选日有30%登记选民的朋友或家人通过社交媒体鼓动他们投票支持奥巴马或者罗姆尼，同时，有20%的登记选民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发问鼓动他人投票。5天之前，皮尤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社交网站上消极评论量高于积极评论，但皮尤并未对社交网站对政治的实质影响给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