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深重的孙中山

孙中山对中国民主进程最大的伤害，就是于20年代从苏联那里引进一党制，首开祸端。

　　1921年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一封信中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

　　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

　　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进行演说，广泛宣传了苏俄党和军队的建设，号召全体党员向苏俄学习，效法俄国革命的经验。孙中山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方针，并正式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制度，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有言：“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中，孙中山再次强调：“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同年，列宁逝世。孙中山在演说中说：“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在复函蒋介石时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

　　苏联巡洋舰“波罗夫士见”号于同年十月七日驶抵黄埔港，运来了广州大本营所定购的枪炮弹药一批。孙中山发去贺词：“现在贵司令率舰远来，定使两国邦交愈加亲睦，彼此互相提挚，力排障碍，共跻大同，岂惟两国之福，亦世界之幸也。敬祝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欢迎苏联军舰祝词》）

　　有人会问了：孙中山不是主张三民主义吗？三民主义不是民主吗？怎么成了“以俄为师”，从苏联那里引进一党制呢？有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因为很多民主人士在喊民主口号的时候，往往会把三民主义抬出来。久而久之，以讹传讹，仿佛三民主义就成了民主的同义词。三民主义，案通行的解释，是民族，民权，民生。字眼很美好，但我们应该透过字眼，追问这些字眼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自己如何诠释，定义这些字眼的：

　　“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俄国革命所以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对邓泽如、林直勉等呈文的批示》）

　　“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当时我们尚不知道其为民族主义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於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常对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诸国，劝其不可放弃民族主义。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

　　孙中山自己有言：“吾党与他们（俄国）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的思路其实是这样的：苏联的那一套，就是我的三民主义；为什么我的三民主义在苏联实现了，而在中国没有实现呢？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一党制，所以列宁先于我实现了我的三民主义；因此，我如果引进了一党制，中国也会变成苏联那样的三民主义国家，苏联就是我的三民主义的实例。

　　既然“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乃以苏俄为模范”，那么，大陆在1949年后恰恰是在履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各位民主人士说对不对呢？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以出卖外蒙为代价），进而赤化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当时，陈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被击败了。

　　陈炯明后流亡到香港，一面组建致公党，一面写作《中国统一刍议》一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批判一党制的先驱：

　　批判一党专政：“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前已言之。稍有民治思想，决不涉此妄念。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代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

　　批判党外无党：“党外无党，则党之名不立，何有于外？此种蛮横思想，并政党之为何物，亦不知之。盖政党者所以集合同方向之民意，而为有组织之表现，活动于宪政之下者也。无论何国皆有三种方向的民意：一为保守的；一为革新的；一为最新的。散在各方面，不能为有效之活动，故必赖政党以结合之。集中一方向，分疆殊帜，各以其政策为有组织之表现，使一国宪政之运用，一张一弛，皆得多数民意，而为统治之基础是也。”

　　铲除任何专政：“而根本救国之图，非合五族四万万人之力量，缔造新国，铲除任何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须取销党治，恢复民国，遵奉临时约法，回复五色国徽，以表示再造五族共和的大决心。”

　　批判一党独尊：“如谓国民党为革命党，自与普通政党不同，是亦不然。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

　　批判党化教育：“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古人有言：“始作俑者”，“罪魁祸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追根溯源，反而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头上去。

　　孙中山，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孙中山临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他的北伐计划。具体内容是：

　　一．利用北伐，将从苏俄引进的一党制扩散到全国。

　　"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

　　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以党化司法来说，强迫司法人员入党，当时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即被撤职。（香港《华字日报》。1924。6。3）

　　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1925 年3月)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 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全都成了党化政治工具（《党化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的转扭点，1924-1929》密士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

　　二．将俄国十月革命复制到中国，使中国成为红色苏联。

　　“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当时我们尚不知道其为民族主义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於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常对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诸国，劝其不可放弃民族主义。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

　　三．出卖外蒙来获取苏俄援助，使自己和自己的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国民党。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孙中山。

　　1927年，梁启超在书信中指出：“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孙中山）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苏俄方面认定，欲永远霸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跟吴佩孚等北洋政府打交道是没有指望的，只能搞垮这个坚决不肯让步的政府。

　　“你肯卖国吗？你如果肯卖国，我们俄国人就援助你，使你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1925年，孙中山死了。但那个以统一国家为幌子，实则出卖外蒙换援助，将从苏俄引进的一党制扩散到全国的北伐计划继续运行着。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

　　面对孙中山的将从苏俄引进的一党制扩散到全国的北伐计划，反赤阵营也积极行动起来了。

　　1926年4月，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在通电中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

　　“反赤之声，洋洋溢耳。人心未死，公道渐昌。吾国一线生机，端赖有此。”

　　“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章太炎先生年谱》）

　　1926年12月6日，张作霖发表宣言：

　　“吾人不爱身家则以，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

　　“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张作霖宣言》）

　　1927年4月，赤化阵营却发生了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方面叫清党分共。其实，赤化阵营发生分裂也很正常。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结果自然是赤化阵营先分裂，后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只不过是谁先下手，最后谁吃掉谁的问题。

　　当时的梁启超不仅目睹了赤化阵营发生分裂的一幕，还在书信中为赤化阵营发生分裂后的最终结果做了一个预言：

　　“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后人来看这个预言，确实感到神奇。

　　赤化阵营发生分裂后，蒋介石一面继承孙中山从苏联引进的一党制，一面为了使四一二清党分共行为合法化，颇有些矛盾的也扛起反赤的大旗。

　　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反赤阵营的失败，中华民国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之后，出现一个伪民国，国民党党国，它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再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出现了。

　　1927年，梁启超就指出：“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给孩子们书》）

　　1928年5月，北伐军攻入北京前夕，章太炎仍在强调：“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致李根源书》）。面对中华民国就这样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的一党制颠覆了，章太炎至此以“民国遗老”自居。

　　6月2日，张作霖（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元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的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当日身亡。日后的日本侵华也开启了。

　　这就是不肯卖国者的下场！

　　11月，章太炎终于忍不住，说：“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章太炎先生年谱》）结果遭到通缉。

　　台湾史学家张朋园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国民党北伐打到哪里，就取消那里自清末以来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成员。比如国民党北伐打到杭州，就解散省议会，把议会场所当作省党部。退化得太厉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这就越来越使人怀疑北伐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伐打的幌子是国家统一，但它却开启了远甚于北洋时期的战祸。

　　就像前面我说的：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结果自然是赤化阵营先分裂，后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面对蒋介石的清党，共党方面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百色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进行反击。赤化阵营的内战以1927年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史称十年内战。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结果阎锡山方面失败。

　　1946年至1949年是赤化阵营内战的第二阶段，史称三年内战。

　　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不是在三年内战时，而是在北伐战争时。北伐战争时，是赤化阵营与反赤化阵营的交锋。不幸的是，反赤化阵营失败了，中华民国覆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也转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之后就是赤化阵营的内战了。

　　有人会问了：孙中山不是国父吗？怎么对中国的伤害这么大？我们来看看国父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

　　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

　　在进行党化教育时，师生则要经常背诵“国父遗教”。

　　国父的说法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后，通过党化媒体，党化教育，官方炒作而得来的产物。1949年后，则将其带到台湾。

　　1949年后，大陆方面考虑孙中山联俄联共，“以俄为师”等“贡献”，对国父的说法不置可否，而给孙中山封个“革命先行者”，“中共的老师”。

　　毛泽东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理清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不能发现，毛泽东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这句话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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