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改革的性质、途径和目标模式

    中国社会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代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社会发展极不均衡，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间积累着浓厚的无处发泄的怨气、戾气，危机日益深重。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改革失衡，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以致缺乏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阻，祸国殃民。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畸形的发展形态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野上下对改革的性质缺乏明确的理解。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似乎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主要还是感性的认识，缺乏理性的认知，缺乏从理论上认识改革的真谛，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

（一）改革的性质

    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在我这个狭仄的眼界里，似乎至今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我认为，要了解改革的性质，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性质。自从洋务运动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以来，西学东渐，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呼求民主自由的声音，出现了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也就开始了反封建反专政的民主革命。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解放战争，都是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也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具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是十分短暂的，影响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很快就卷土重来。五十年代中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剥夺；随后的反右运动，则完成了专制统治者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中国社会从残缺不全的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的倒退。

    那个时代是独裁统治者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时代，孱弱的民主力量无法和强大的专制势力相抗衡，但社会上还是不断出现一些微弱的民主主义呼声，如公社化后许多地方都有包产到户的活动，有些共产党员（包括彭德怀）为此上书，为民请命，却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残酷的镇压。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登峰造极的十年，物极必反，严酷的专制统治不但激起了民间的抗争，而且使统治集团里的明智派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统治下去了，于是就有了“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这两件大事虽然形式和内容都大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历史意义，就是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因为，在专制主义猖獗的形势下，任何揭露、批判、削弱专制统治的言论和行动，都体现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带有以反专制为主旨的民主革命的性质。

    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于民主主义的新形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如各地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专制主义桎梏；随之兴起的摊贩走卒和手工业、个体户，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民主论坛遍布全国各地，更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扎实广泛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前面这些简单的介绍，意在说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专制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斗争和纷扰，多数属于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抗争，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可以纳入民主革命的范围。改革开放是粉碎四人帮后这一矛盾的继续，是民主革命在新形势下的新形式。所以，关于改革的性质，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的话，就是：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具体形式。现阶段民主革命有三大形式：改革、维权、启蒙，改革是主体，维权和启蒙是两翼。

    什么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革除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朝野上下都意识到，毛泽东式的独裁专制制度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非改弦易辙不可。而要战胜专制主义，就必须采用民主主义。发达国家民主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主义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武器。只有把改革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改变社会的专制主义性质，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长期以来，我们总把改革开放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谬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高度文明之基础上的。我们至少需要再有一二百年的高速发展，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把充满着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特征、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和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已经是贻笑大方了，而把一二百年之后、甚至也许是几百年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说成是解救中国的良药，就更显得荒唐了。切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只有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换一个提法：“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历史新时期里，充满着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就其性质来说，也就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专制势力的抵制与反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扼杀了正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逼迫胡耀邦辞职，直到“8964”大镇压，都反映出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与破坏。

    进入九十年代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打退了反改革反民主的权势集团的反扑，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加快步伐，却把政治体制改革束之高阁，结果社会畸形发展，诞育了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这就使朝野上下进一步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刻不容缓。

       （二）改革的路线和步骤

    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必须均衡有序地推进，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专制主义的影响，任何一个领域的趋向民主主义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领域的专制主义因素的阻挠和破坏。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虽然有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总的说来，还是平稳有序的。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只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引起波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也相应比较宽松。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列出七项改革内容：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这些改革项目，可以带动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改革有序开展。不幸的是，“8964”大镇压毁灭了这个宏伟的改革蓝图，结果，不但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日益专制化，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走上邪路，孕育了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造成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

    造成严重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在社会各领域横行无阻，破坏了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现阶段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对政治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建立起相应的制度。

    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相比，改革的形势更加严峻，条件更加恶劣。那时朝野上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比较一致，经过23年的发展变化，这种一致已不复存在。主要由权贵豪强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希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遍布体制内外上下，已经形成为阻挠改革的强大势力。如何稳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最严峻的难题。

    为了解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创造顺利改革的条件，我认为首要步骤是进行一场比真理标准讨论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全民大讨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探讨进一步改革的方针、路线和目标。而为了使大讨论顺利展开并取得应有的成果，需要有步骤地开放舆论，一是取消中宣部对新闻出版的干预，加强报刊和出版的自主性；二是开放网禁，取消对所谓敏感词、敏感文章的封杀；三是制定《新闻法》、《出版法》，依法逐步开放报禁书禁，准许民间办报办刊办出版社，欢迎香港、澳门、台湾的报刊和出版部门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大讨论，促使全社会在改革问题上取得共识，有利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本身就是文化体制的改革，而且有助于推进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

    在社会领域，要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最佳的选择是平反冤假错案。二十多年来，因滥用政治权力（如维稳、截访、拆迁、征地等等）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积累既久，导致社会严重分裂，对改革极其不利。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平反的难度，可以先在全国和各省市县的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全国性的和本省市县的大案要案（全国性的如“8964”、法轮功），查明真相，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问责的问责，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如此方能化戾气为祥和。在此期间，对一些问题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冤假错案，应该优先处理。包括撤消对一些异议人士的监控，释放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而判刑入狱者，这些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对他们的监控、判罪，使当政者失去了许多民心。其他如严惩贪腐，征收高额财产税，取消劳教制度，解散扰民害民、浪费国帑的维稳办和“610”办公室等等，对于纾缓民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应有计划地次第推开。

    应该承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近几年官方绝不是无所作为的。经济领域如两个“36条”、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取消农业税、金融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等等；但由于权贵豪强的抵制，进展颇不平衡，颇不理想。在政治领域，近年推出的政务公开、财政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尽管落实起来比较粗糙，毕竟是个明显的进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取消大量行政审批项目，也都受到普遍欢迎；基层民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文件，有宣传，却进步不大；官员财产申报，虽然1995年就已发表有关规定，后来又多次重申，然而只在个别地区试点，难以全面推开。所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主要是如何排除干扰，切实贯彻已经开始或已有规定的改革项目；开启新的改革项目，需要通盘考虑，十分慎重。

    前面所列的改革步骤，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模式。任何一项改革的成败，都会影响其他项目的改革，或促进、带动，或阻滞、妨碍。所以，这些改革的步骤，孰先孰后，孰急孰缓，都需要通盘设计。为此，应该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或国家发改委成立专门的改革理论研究班子，像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那样，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用一两年时间，画出各领域改革的蓝图。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也开展平行研究，发动民间的研究性社团以至个人，参加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要把一切有益的意见，都吸收进改革的计划草案里，经过全国人民讨论，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再按部就班地全面推开各个领域的改革。

       （三）改革的目标模式

    改革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目标，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四个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四个化的过程，也是突破政治权力对这四个领域的垄断的过程。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首先起来的是不堪束缚和压榨的农民，他们冲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笼，通过包产到户实现了自我解放。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农民的实践和思想解放的大潮，最终迫使领导层作出明智的抉择，打开改革的大门。包产到户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金，成为突破垄断的最初动力，也是市场经济早期最活跃的因素。今天在国民经济中已奄有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就是在个体户和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我国目前的经济格局是，仍然据有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挤压民营经济，严重地阻碍着市场化的进程。突破垄断的改革途径，一方面是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以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条件同国有企业展开竞争；另一方面，撤消所有非市场的特殊优惠，让国有企业融进市场。而要做到这两方面，关键在于政企分开，取消企业级别制和“党管干部”，严禁党政机关或领导人对企业进行不符合市场原则的干预。此外，还要在理论思想上抛弃把国有经济看作公有制经济，因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错误观念。政企不分和谬误的理论观念，是经济市场化必须克服的两大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通过三大改造和反右派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比过去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是越来越专制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几次民主运动的高潮，从西单墙、竞选人民代表，到1956年和1989年呼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无不遭到无情的打击甚至残酷的镇压。“8964”后，虽然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沉潜在人们心头的期望却从未消失，近几年来，朝野都日益强烈地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改革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已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祈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遏制政治权力的滥用，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体制内的制约与监督，主要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功能，保证法院、检察院独立办案，加强党报党刊和官网的监督作用；同时，完善政务公开化的具体措施，让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体制外的制约与监督，应结合有步骤地开放报禁、社禁，鼓励民众利用报刊社团和网络，对运用权力的机构和官员，警示于事前，揭露（或表彰）于事后，使党政官员知所惕厉。为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把体制内外的制约与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

    中共十三大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很有远见的。党政分开是把党和政府的职能区别开来，这是解决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积弊的良方，意味着政党的权力只限于政党自身。它可以选派党员进入政府，也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把自己的意见转化为政府的方针政策，监督政府的工作，但无权干预政府的决策和施政；它可以在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见解，对不同的观点提出批评，但无权干预其他报刊和出版物的运作。这是改革原有政治体制的十分关键的一着，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实施。1987年提出来后，先有价格闯关的干扰，后有“8964”的镇压，使这个良好的设想付之东流。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实施党政分开的良好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什么时候才能重提党政分开，如何实施，恐怕需要针对现下的实际情况，经过相当充分的研究，才能提出适当的改革方案。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文化自由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努力，按照已故北大教授贺麟先生的说法，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意味着真理化、意识化、道德化，它的成果积累，就是文明。

    为什么要把文化自由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呢？首先，追求真善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社会的真善美的权利，所以，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观念、自由选择的产物。改革文化体制，废除文化专制主义，实现文化自由化，就意味着把自由还给文化，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由地追求真善美的权利。其次，文化只有在自由宽松的良好环境里，才能顺利发展。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管高压之下，以致至今未能产生出色的文化成果、超常的文化大师。再次，文化的自由发展和繁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本质上都是文化自由的呼唤，它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反封建反专制的理论思想武器，保证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在中华大地上肃清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影响，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自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文化领域是专制主义严酷统治造成的重灾区。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在知识界、文化界引起一片欢呼，这本来是一个符合于文化本质的正确方针，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就认为这是“自由化”的方针。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引人入彀的诱饵，轻信这个方针而自由发言著文的人，无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导致文化的全面凋零。粉碎四人帮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曾经给社会带来自由民主的“小阳春”，1956年，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宽容、宽松、宽厚）的文化方针，获得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但为时不久，胡耀邦被迫辞职，朱厚泽受株连下台，接着是“8964”，此后23年，文化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却只有一种色彩、百家争鸣却只有一种声音的状态。在表面的、畸形的文化繁荣掩盖下，文化专制主义日益猖狂地消灭着进步的健康的文化成果。为了还给文化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文化管制，如舆论导向和文化作品审查制度，切实贯彻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把自主办报、办刊、办社（各种文化组织和文艺团队）还给社会。这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社会平等化。这里的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人们占有财富有多有少，但占有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劳动条件有所不同，但劳动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是人的自由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难企及的权利。诚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平等。因为社会不平等，所以其他领域的自由权利也难以实现。环视世界各国，我们似乎找不到一块堪称平等的乐土，但平等不平等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细细探究就不难发现，社会的平等程度，往往同它们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都比较高，相对来说，社会也比较平等；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较差的国家，不平等的现象就比较多。但是，不论处在什么发达程度的国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宽广的争取权利的余地，人们争取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和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斗争，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展开的；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实现，也不能超越这个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意味着自由平等新时代的到来，人们扬眉吐气，互称“同志”，普遍产生了一种为建设祖国而奋斗的平等劳动者的自我意识。但就在这个相对平等的短暂岁月里，同时也制造着不平等的摇篮，土改和镇反肃反的过火斗争，使许多无辜者陷入困境，加上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所谓“地富反坏右”的贱民阶级，他们或被剥夺公民权利，或被视为下等公民，不但自己备遭凌辱，而且子女也频受歧视，在入学、当兵、交友、婚姻、就业等等人生的各个环节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公社化后的农村，则有名为公社社员、实为农奴的阶级，他们被剥夺自由劳动权、财产权、迁徙权，连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拿鸡蛋去换取油盐也遭到批判，甚至外出乞讨的权利都没有。与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相比，贱民和农奴是两个被踩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使“五类分子”摆脱贱民地位，恢复公民权利；农奴们则以包产到户和务工经商的实际行动，挣脱人民公社的锁链，成为社会平等公民的一分子。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消失，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带来八十年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但城乡体制性差别的存在，却给社会留下了不平等的阴影。“8964”结束了相对平等的胡赵新政时代，一些官僚及其子女利用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歧路的机会，或同奸商勾结，或空手套白狼，或玩弄骗术，或上下其手，掠取国家资财和改革成果，骤然暴富，于是就产生了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同它深相勾结、依傍于它的豪强资产阶级。十多年来，因占地、拆迁、维稳及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而激发的大量上访和群发性事件，就是这两大阶级压迫剥削民众的恶果。广大民众同他们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平等化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可采取的措施，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三要杜绝产生冤假错案的条件，如撤消维稳办、检法两院公平办案、停止截访等；四是消除两极分化，劫富济贫，开征财产税，如对财产在1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1%；5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3%；1亿元以上者，每年征收5%。五是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帮助贫困公民就业创业，同时加大在医疗、入学、买房等方面的扶贫力度； 六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交通、水利等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状态，应该定出计划，逐步实施。

        （四）结语，兼议四项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

    三十多年的改革，走着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经济体制改革拐了一个大弯，培育出两个剥削阶级，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只触及皮毛，没有震动专制主义的本质。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却坚持同改革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把它看作改革的指导思想，结果极大地阻碍了改革的健康推进，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局面。

    改革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而四项基本原则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民主革命的对立物。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它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强大武器。要顺利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就必须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第一个坚持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因为我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把一个充满着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名不副实，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侮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为主体”，就更荒谬了。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里，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也是人人有产、人人富裕的基本保证，它同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却移花接木，把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当成是公有制，把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垄断经济当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岂不是太离谱了吗？

    第二个坚持是党的领导。社会和国家政权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应该取决于人民的意旨，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自行宣布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

    第三个坚持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所作的权威定义，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但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却是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所以它实际上成了巩固专制独裁统治、剪除异己的手段。毛泽东发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注释；近几年的“维稳”，也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推行的。

    第四个坚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指导。这个坚持的不当之处在于：首先，任何思想家、政治家毕生的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是始终一贯的，学识的增长、经历的丰富、环境的变化，都会使他们充实或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因此，以某个特定人物的思想作为政党、团体或个人的指导思想，都是不适宜的。其次，马列毛邓三之间，虽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但同时也有许多互不相容的矛盾，把这些内容和思想指向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而且作为政党甚至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恰当的。再次，固定某种思想体系为指导思想，就必然会产生排他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思想遗产，都可以有选择地被我们用来指导行动，没有必要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思想体系上。最后，由于这些思想体系本身的庞杂，有着话语霸权的统治者就可以选取最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的内容，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归根到底，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专制主义，抵制民主主义。不彻底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比，科学发展观更适宜于指导改革。科学发展观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内容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统筹兼顾指的是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统筹。此后的几次中央全会和十七大，对此都有所阐述，但基本内容没有什么变化。科学发展观的优越性在于，首先，它是在总结此前改革与发展中一些不科学做法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富有实际意义；其次，它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四项基本原则那样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再次，它可以切切实实地运用于工作，指导工作，有很强的实践性；复次，科学发展这个概念有宽泛的可容性，现在的内容偏重于经济领域，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可以逐步增加更多内容，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观点；又次，它的内容包罗中外遗产，适用于不同条件的社会，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这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改革指导思想的意义所在。因为普世价值是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当然也符合于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改革只有在普世价值的引导下，才能走上健康推进的快车道。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正在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科学发展观规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中共十八大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也是改革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广大民众寄以很高的期望。十八大政治报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许多令人振奋的豪言壮语、华章丽句，但也有不少未能摆脱传统思想重轭的陈词滥调。不过，诚如俗话所说，“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形诸文字的东西只是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关键在于今后的实际工作，在于改革是否能够突破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跃上新的台阶。改革是全民族的事业，应当动员全民参与，朝野协力，这既需要清醒的共识，也需要明智的抉择。2012年的十八大是否能成为开启改革新局面的起点？ 但愿人们的期望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