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两大权力转移

关于未来的世界格局，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仔细考虑。政府在变得愈发武断自信的同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却在下降。新近获得更大赋权的公民们对于自己的政治领袖则变得愈发挑剔。把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你或许就能得出导致民族主义和冲突复燃的原因。

日前，美国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简称NIC）发表了每四年一次的、展望二十年后世界局势的报告。这份名为《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报告，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布。报告本身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是一座汇集了经过精挑细选的案例、有预见性的分析以及战略性洞见的宝库。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总部位于华盛顿。

这份报告花了很大篇幅阐述对于美国实力走向的看法。NIC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即始于1945年的美国霸权时期，很快就将结束。你也许会说，那又如何？世界各国的实力对比变化早已不算新闻。但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美国自身开始主动承认这一点。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称，白宫在这份报告发表前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紧张。

除了概括性的结论以外，NIC的分析比悲观主义者所钟爱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论调更加细致——这些悲观派宣称，美国很快就将被中国统治。首先，报告作者以及几乎所有的严肃分析师都认为，到2030年美国仍将是世界强国阵营里居首位的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美国想要使自身主张得到贯彻，要比现在更加努力。

看过这份报告以后，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立场决定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当然，未来全球至少新增10亿中产阶级，这一点值得庆祝。但这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将构成怎样的压力？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过上寿命更长、更加健康的生活，但整个世界则在趋于老龄化。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丰富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获取知识的途径，但也能被暴君以及恐怖主义者用作破坏性武器。页岩油气资源使我们能够维持目前的能源消费方式，气候变化则将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社会繁荣甚至整个地球的未来。

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整个世界正在以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的速度快速演变，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不愿走出现有的条条框框。凯恩斯早在人们开始谈论数字时代以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写道：“我们的惯性思维及行为模式，极其排斥那种认为未来会与现在不同的观念，受此影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极力抵制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对我来说，未来二十年最吸引人的故事围绕两种巨大的权力转移。第一种是众所周知的权力东移以及南移。到2030年，亚洲将在大多数相对实力衡量指标上，超过欧美。不过这一转移并不只是与中印有关。墨西哥、印尼、土耳其、越南、伊朗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对这一“后西方世界”，美国将愈加难以按照自己的蓝图勾画。

然而更具有冲击力的潮流是政府影响力的衰落。这一潮流已经产生有一段时间了。包括西方和其他地区在内，任何地方的政府都由于全球化而受到了削弱，它们的影响力正在让渡给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网络。NIC发现了这一由政府到个人的第二种权力转移。报告称，个人赋权是“大趋势”，认为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新兴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以及廉价的通讯技术，正在将上亿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们解放出来。在几乎所有地方，妇女都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并开始更多地发表政治看法。

这种觉醒在中东起义中可见一斑，不过它远远不限于阿拉伯世界。对此只要问问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可以知道——中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及政治的期望，始终令他们感到不安。

这些发展动态多数情况下是有益的。一个妇女拥有更多权利的世界，肯定要比一个国际关系完全由男性说了算的世界安全多了。在西方，数字革命应被视作民主的扩展而不是威胁。不过深受旧式政党政治及裙带政治影响的独裁者和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因为权力的丧失而感到极大的不安。

那么权力的分散有何威胁呢？问题在于各国将在一个更加分裂及不可预测的国际环境下运转。世界变得越多极化，其多边化倾向就会越弱。新兴国家对国家主权非常在意。而西方政客则越来越不愿意将权力让渡给国际机构。

这其中主要的矛盾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更难解决对本国公民构成最大威胁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安全方面）。失去控制的移民、经济离岸化、金融不稳定、气候变化、非常规武器的扩散、跨境犯罪与恐怖主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依靠单个国家政府就能解决的。

政府为了重新获得权力将不得不采取协调行动。然而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可能不这样做，反而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寻找替罪羊。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