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今中国而言，自由、平等、博爱、宪政等理念都是稀缺资源，它们之间虽然存在某种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我们最应该反对的，恰恰不是这几个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而是那些被伪装起来的封建余毒的蔓延。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赞成深化改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在具体改革方略上最缺乏共识的时代。
非但社会大众缺乏改革共识，思想界也已产生严重分化。很难想象，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今天能坐在一张桌子旁冷静地讨论思想问题。在一些思想讨论沙龙里，某些所谓学界闻人的表现无异于泼妇骂街。在网络世界，自由主义者被新左派封为“带路党”，新左派则被自由主义者反讥为“五毛党”。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左右双方对中国社会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认识截然不同：
一，自由主义拥抱普世价值，认为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新左派认为，中国必须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道路。
二，在对腐败问题的诊断上，自由主义认为，腐败产生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要铲除腐败，就得限制政府权力，彻底推进市场化。新左派认为，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腐败正是打着自由主义和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过是为权贵掠夺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证而已。自由主义强调起点的公平和程序正义，但新左派认为还应该追问并落实结果的公平。
三，自由主义认为，当今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权力制衡。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的实质是“贵族的自由”，与老百姓无关，以“间接民主”为特色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选主”，他们要落实的是“积极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在思想界左右两派渐趋对立的前后一段时期，另外几种思潮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要走向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权威来主导，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失序和社会大乱。新权威主义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它无法证明，稳定的社会就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宪政。
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落地，也必须融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中。但新儒家中一部分人公然反对现代化，明确主张复古，并以“反动”为荣。
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则是在承认中国现实的前提下，试图指出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路径，但社会民主主义缺乏中国版的操作方案，宪政社会主义则难免过于向现实妥协。
民族主义也是当下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思潮。民族主义者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们主张中国“耀武扬威”，扩展势力范围，但清醒的批评者指出，民族主义的亢奋非但不会为国家带来利益，反倒会带来灾难。
《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试图呈现思想界纷争的实质和复杂性。要言之，中国思想界的纷争主要体现为左右两派的对立，其他各派思潮间的论争几乎都可以从左右对立中找到线索。
自由诚可贵，平等价亦高。
两家打群架，谁会笑弯腰？
对当今中国而言，自由、平等、博爱、宪政等理念都是稀缺资源，它们之间虽然存在某种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我们最应该反对的，恰恰不是这几个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而是那些被伪装起来的封建余毒的蔓延。
其实，只要老百姓普遍存在不安全感，自由就是人们永恒的诉求；只要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平等就有激发人们变革激情的正当性。如果右就是指自由优先，左是指平等优先，我们可否取消这个谁优先的问题？难道我们不能同时争取这两种对现代社会都重要的价值吗？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体制，在宪政体制运转起来以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宪政体制本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是一套建构型理论，新左派的批判性大于建设性。对新左派来说，如何落实民主与平等的理念是一个现实的课题。离开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吗？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完全跳过自由主义主张的制度框架而求民主与平等，是否无异于缘木求鱼？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实为不刊之论。
改革需要共识，一个能弥合分歧、产生共识的社会才有可能稳步前进。只要左右双方都具备历史感和现实感，思想界完全有可能形成共识。杨继绳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用最大公约数来妥协，用最小公倍数来包容”。
大转型时代呼唤大思想家出现，中国当代大思想家必然是能够融汇左右，并为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可操作性理论的人。
本文刊登于2012年第24期《中国企业家》。萧三匝，系《中国企业家》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