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中国文明的难民

《一九四二》在中国制作和公映是一个开天辟地式的事件，但中国观众似乎并不领情。有人指责冯小刚继续“消费苦难”，有些则认定是“借古讽今”的初级水平，而主宰着影评市场的文艺青年们，从艺术性方面否定了冯小刚导演的努力。这是一个“一九四二式”的悲剧。

这些反应或许会让冯小刚彻底绝望，事实上，笔者也有类似的心情。除了娱乐消费和艺术享受之外，中国人或许更要关注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在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年代。这部受到审查限制的电影，再现的不只是一场历史灾难，也是有关国家未来的预言。

电影里面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政府（军队）和城市，吃喝玩乐；一个是灾民与农村，饥寒交迫。将这两个平行世界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白的价值体系当中，政府与国民是契约关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不明白为何民国政府既不赈灾，甚至封锁他发布饥荒的消息。

“两个世界”在中国几乎是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知道在传统的中国，官吏与百姓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官僚体系除了提供必要的治安与司法服务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责任。“民间”则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天灾人祸只能依靠家庭以及由姻亲、同学等组建的私人关系网。这或许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形态，社会因为缺乏组织联系而被马克思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这种形态成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障碍，因为人们往往对于公共事务持有自私冷漠的旁观态度。

冯小刚以过多且互不交叉的人物丰富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断层，他试图组织各种细节来表达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这破坏了电影的故事性，也是让影迷诟病的地方。但是，冯小刚的目的绝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含蓄的解剖。

在这部电影中，统治阶级遭到了客观的抨击。领袖要面子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轰炸也要市民排练欢迎美国贵宾的仪式，要求打一场胜仗才有面子去开罗参会，关停披露灾情的《大公报》，政府统计饥荒死亡人数只有1062人，而实际有300万有余。在官员逻辑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标远高于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人不过是虫蚁般的存在：蒋介石要求国军撤出河南，将难民的包袱甩给日本人，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司令蒋鼎文在河南饥荒爆发时还要征粮，因为“人饿死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从上到下的官吏，在影片中追逐着私利，无情而又贪婪。即使法院的伙夫也因“这一趟灾下来，咱们都成了官”而沾沾自喜，更别说撤退的国军，即使在日军轰炸时也不停止抢夺灾民的财物以及女人。

灾民只有家庭相依为命，没有人和组织去救助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又都是如此懦弱，任由官员和军人抢掠。在这一群体内部，无处不在地充斥着“交易”。少东家借给花枝粮食要对方以性回报；栓柱在老东家被迫给了三个大洋后才去找救兵；老乡拿了小米才帮老东家驱赶流民（一人三升小米，“跟龟孙干了”）；老东家暗示将女儿星星许给栓柱换取其在逃荒途中的保护；栓柱想用饼干换取星星的身体，花枝也想用身体换饼干（你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最终她抢走饼干，因为栓柱把他老公弄丢了（一条命，值两块饼干），等等。

影片的高潮发生在家庭的瓦解：星星主动去做妓女（你让我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花枝要求栓柱与之成婚并发生性关系，这样栓柱就能以丈夫的名义将她卖掉换点粮食，但必须承担照顾自己两个孩子的责任。在这两场交易当中，“明”的是两个女人各属父亲与丈夫的私产，被他们卖给妓院和农民；暗的则是两个女人为了活命而用几升小米与父亲、两个孩子“交易”了血缘责任。真实的历史则比这更为残酷——有些父母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影片以饥荒所设置的困境，表现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让人觉得，这些人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本身，以及其他原始的欲望。电影中的国人唯利是图，无情，贪婪，毫无禁忌，等等。这样的民族性最终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白修德则试图以文明将两个部分融为命运共同体。在电影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人民，都在各逐其利，同类相残。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诺贝尔奖委员会写给莫言的授奖词：“这是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怜悯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荒谬”。

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沉重的使命之一，从鲁迅到柏杨，以及新近受到争议的莫言。或许因为人口、气候等原因，历史上中国人长期物质匮乏（贫穷饥饿），而且通常没有宗教的约束，让自私自利的实用哲学与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只有家庭而无社会的结构，导致公共精神缺乏，对陌生人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在一个重视物质利益而又自我泛滥的社会，相互攀比成为精神支柱，爱面子、仇富等成为某种“中国人格”，就像电影里瞎鹿的母亲说的，“闹灾好啊，地主和咱一样了”。

过于频繁的饥荒和战争共同构成的不安全感，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民族基因里。为了获得安全感，只有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特权意味着可以统治和剥削别人，有资源分配优先权，并得到暴力机器的政治保护，正如电影当中那些锦衣玉食的官员一样。中国人因此信仰和崇拜权力，其另一面则是奴性，专制和腐败有了文化土壤，权力私有化，政府人治化，社会关系化。

即使在现代中国，这些流淌于民族血液的“生存理性”仍然大行其道，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满足物欲）与维稳（提供秩序）提供安全感，并以此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仍然有数量惊人的年轻人报考公务员，试图进入体制内寻求权力带来的安全感与利益。与此同时，大量富人因恐惧“仇富”而移民他国。事实上，中国各个阶层都有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政权本身也感受到了威胁。

中国人虽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相互攀比让贪婪更加膨胀，这不仅影响到本国，危害还扩展到国外，国家面临环境污染、政府腐败、公德尽失、社会不公等挑战，但少有人关心社会，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钱包。大部分抗争者也不是想要公民应有的权力和尊严，而是在既有体制下争取自身利益，满足了利益要求，制度不公不再是自己考虑的事情。现代中国依然是一个无组织的原子化社会，“国家不能依靠，他人就是地狱”，所以，人们无须考虑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责任。

必须承认，从文明水平的角度观察，1942年与2012年的中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中国文明”的难民。《一九四二》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逻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斥骂腐败的中国人，往往其实也都渴望获得特权。这也是中国文明转型面临的悖论：一盘散沙而又自私自利的普通民众，适合威权统治，因为“人民素质低”；但缺乏民众制约的专制权力必然成为满足官员私利的工具，制造革命的力量，陷入“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轮回，就像电影最后的旁白：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

因此，冯小刚在谈论《一九四二》时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他认为“中国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且人们在相互斗争中能够获得快感，重新回到“人吃人”社会也是现代中国人所集体忧虑的。中国进入一个人人没有安全感的时代，生活随时找你的麻烦，社会也可能随时坍塌。

中国还有机会跳出“历史周期律”。事实上，所谓中国的民族性是环境和组织形态的产物，但自私是人类的天性，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所揭示的，人本身就是基因求生的机器。我们不能过度指责阴暗的人性并让它为国家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应试图引入宗教力量或者意识形态改造灵魂，中国只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改造生存环境，就可以让整个民族和国家获得新生。

让我们再回到灾荒。阿马蒂亚•森在研究饥荒历史时发现，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即使这个国家贫穷。他认为饥荒是因为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是权力失败的产物。1942年的饥荒显然亦是“人祸”，事实上，中国过去百年遭受的种种政治苦难以及目前的转型困境，皆因国民被剥夺权利，国家继续着统治与被统治的粗暴政治。

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选择，就是给人以基本的权利。这不需要艰难而又复杂的改革，仅仅需要执政党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尤其是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文明向民主制度过渡的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允许公民自由组织结社，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我治理，培养公民意识，尊重法律与规则。

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阻止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侵犯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既可以制约公权力，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又可以促进公共精神的产生，有利于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公共秩序。

《一九四二》脱胎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应有“温故知新”之意。中国人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生存和斗争的智慧，但是灾难总是被政权遮蔽和国民遗忘，“温故而不知新”是民族悲剧的根源之一。网络上曾有一个颇为经典的说法，“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这样的民族，将是一个在“素质论”中坐以待毙的民族，用以掩盖权贵的贪婪以及精英的投机，没有人想为这个国家负责，即使大厦将倾也会有挤满抢掠的人群。

如果白修德再世，他将惊讶于一个民族的停滞，他依然会看到两个平行的世界，似乎从国民到公民的距离永远都走不到尽头。感谢冯小刚导演，他冒着商业亏损的风险尽到自己的国民责任，他试图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依然是“中国文明”的难民，可惜，没有人听。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