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对人权的新挑战
2001年,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发表,成为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重要里程碑。雄心勃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并称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三大计划。与前两个计划不同,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重点从制造原子弹和探索外太空转向了人类自身。这一转向可谓居功至伟,伴随着生物科技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了世界人口期望寿命大幅提高到55岁以上的愿景。而就在“美丽的新世界”背后,一系列生物伦理议题也纷纷产生——人权,也许正处于其中最具全球性和挑战性的前沿。
当今的生物科技,特别是基因测试和基因测序,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急需讨论的生物伦理学议题:妇女堕胎权与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权之间的冲突;绝症患者选择“安乐死”以保持人格尊严的权利与医生宣誓遵守的希波拉底“道德律令”之间的冲突;每一公民对自己身体及基因信息的隐私权与科学家们分享研究资料与信息的权利之间的冲突;转置基因生物体及人体基因和细胞的专利权与这些生物体、基因和细胞的天然所有者的人权之间的冲突;人类胚胎干细胞提供的巨大医疗能力与为获得这一能力而必须剥夺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权利之间的冲突;每一公民保持自己人格个性的权利与克隆人应当享有的同等“人权”之间的冲突;人类改变其它物种的基因从而重构生物演化路径的权利与生态环境的“自然权利”之间的冲突;地球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结构、技术能力与地球外智慧物种的价值体系、知识结构、技术能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等等。 生物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深刻影响着人类对自身及其境遇的认知,因此,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应对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人权的价值基础也在冲突和挑战中获得进一步的哲学追问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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