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编者按】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不久前，国内一家日报就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以及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采访了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韦森教授就原来的采访稿做了较多的文字修改和增补，并授权FT中文网全文发表。

记者：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您如何看过去20年的改革和现状？

韦森：我以为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有三个大的事件要记入历史：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第二是邓小平南巡，没有他的南巡讲话和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发展；第三就是入世。没有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没有这么快的增长。不管怎么看改革20年，至少这入世十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大的，人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这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从近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只是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才有了起飞，但是真正快速增长，是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之后才发生的。

不过，这十年我们基本上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整体的政治体制却变化很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我们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韦森：所谓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当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学者在用“市场化改革红利”这个概念，并做了一些计量研究，甚至发现这种“红利”对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6%。我不大相信这种计量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把过去中国30年经济增长理解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这种说法表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活动是受压抑和制约的，因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加速进行。到21世纪初，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而经济的民营化过程(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经济的自发成长和外资的进入)，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市场化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2001年后，中国加入了WTO，又可以被视作为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加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即按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来参与国际分工。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概言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经济内部各部门乃至整体上市场化的结果。

我把这一现象称作为“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经济内部的市场化过程，正好赶上了在国际上8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推动的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经济繁荣这一末班车。中国原有的巨大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加上民营经济的崛起、外资的进入和各级政府所驱动的外向性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入世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变化，也就是开放促进了改革。加入WTO，加速了出口增长，中国的外贸出口每年对GDP的贡献都在2%以上。

但是，这几年政府的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以及实际上发生的隐形的“国进民退”，使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主导或统御市场”的体制格局。目前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大致正是指这个转型中的、还在慢慢渐进成型且自我强化的经济体制格局。不承认它的存在，不承认它的独特性，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但是，我这些年所担心的是，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吃完后，中国社会沿着这个渐进成型的体制格局自我演化，进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发展。一旦这种政府主导市场的体制吃完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并且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承受不起的。

这种担心，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在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在快速增加。自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基建投资在推动着增长，而投资推动的增长又是政府部门、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国有投资机构和国有企业所做的。这种增长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基础设施扩张，表现形式为财政税收和支出同时增长，尤其是银行贷款的快速增加。在经济的货币和金融层面，财政收入和银行贷款又大部分流到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去了。

其次，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就像是一个抽大烟上瘾的“瘾君子”：要发展经济，就来建基础设施，建了三环不够，还要建五环，项目一个比一个大。这些基建项目，中央财政没拿出多少钱，大都是银行贷款在推动。这也是这些年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会如此？这与我们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在现有的体制下，因为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尤其是一二把手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基本上不对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内的老百姓负责(在西方国家来说是对选民负责)；而考核其政绩，又主要看其所在地区的GDP的增长数字。这种政治机制就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地靠从银行借钱和卖地融资来发展经济。经济搞上去了，一届领导提拔了，升迁了，上级说他好，当地老百姓也说他好，但他却把负债留给了银行，把银行负债留给了下一届政府官员。

下一届行政首长上任了，要借新钱还上一任行政长官借的贷款，还需要借更多贷款来建更大的项目和办更大的开发区，于是借款规模更大。这样，一届又一届政府行政长官上台，借的钱越来越多，银行负债越来越重。经济每年都在高速增长，马路修得越来越宽、政府大楼也盖得越来越漂亮，开发区也搞得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负债也越积越多。将来谁来还政府负债呢？

以前还指望地方政府靠卖地的出让金来偿还政府负债，但现在全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行，房地产市场前景不明朗，卖地的土地出让金全国又降下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又不够；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又不对称，一些借债很重的地方政府就感到压力很大，只能不断地借新钱来还旧债。除了还旧贷款和利息，地方政府还得继续发展经济，这意味着还得继续借款。

就这样不断地通过银行借款，或开始发地方债来发展经济。这就像一个吸毒越来越上瘾的瘾君子一样。米塞斯、哈耶克等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说得正是这回事。他们认为，正是每次政府所推动的信贷扩张，导致一个短期的经济繁荣和高涨，但是，还款的时期到了，到清算的时候了，经济衰退就来了。因此他们认为20世纪以来的所有经济危机，都是在政府主导下不当投资所推动的经济扩张的结果。现在看来，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可能非常合宜地能从理论上解释目前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走势。由此，我担心中国经济在目前体制格局中似乎沿着这个不可扭转的发展路径演化着，可能最后逃不出米塞斯的预言。

我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担心，主要在这里。至于经过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增速慢慢下行，现在看来还并不怎么令人担心。GDP年增长率高或低一到两个百分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是靠政府投资所推动的，是靠银行信贷的迅速膨胀所推动的。一旦经济增速下行和资产价格下滑，包括房地产价格快速下降，可能会引发一些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的中国式的次贷危机，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而最终走向经济衰退。

不久前，我邀好友、天津财经大学的首席教授李炜光来复旦做了一个公开讲座，我主持并做评论。他在讲布坎南(James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税收宪政理论时，讲到了荷马诗史中的尤利西斯与海妖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乃至在靠银行信贷发展经济的施政导向上，政府决策者应该学学荷马诗史中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为了抵御海妖的诱惑，用蜡封住水手们的耳朵，而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最终战胜了迷人的海妖之歌，通过了魔岛。在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疯涨而且越增长越不够的情况下，在政府征税和花钱上越来越上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正像尤利西斯的故事中的一些船长要把我们的航船驶向那个让水手们一去永不复返的海妖的魔岛一样。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决策层中有尤利西斯那样的政治家，那样的觉悟，来让人民绑住自己增税、花钱的冲动和欲望，只有这样，中国这艘巨轮才不会在未来触礁、不会出大问题。

但在目前中国，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尤利西斯？能理解布坎南税收宪政的基本原理？又怎么能会学尤利西斯那样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自愿绑住自己？

记者：中国的这种模式比起美国和欧洲来，是否要更实用？您怎么看这种模式？

韦森：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越来越强大，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实际上是一个内在自我强化的过程：政府经济增长方式加强了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又推动了政府所主导的增长方式。这种发展路径增长方式短期看是有增益的，但长期看来可能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难以自我纠正和解决。

张五常教授曾说，过去30年是地方政府的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认为这没错，但注意是过去这样。具体说来，地方政府经济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过去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但是现在看来，这一贡献因素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因为这种增长方式将不断给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制造更多的风险。这种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来推动的。通过银行贷款建高铁，可以收费用，尽管亏损至少还有收入，但是贷款建公共广场、建政府大楼、建沿江绿地、建花园呢？现在看起来不错，但一分钱不收，将来谁来还贷款？你总不能靠政府未来猛发钞票和货币大幅贬值的方法来抹平这些银行负债吧！我们的银行法也不允许政府财政这么做呀！因此我认为，如果这种增长模式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突然崩溃。

记者：您觉得像这种增长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韦森：我估计三五年之内，中国经济的问题还不大。尽管像高铁项目贷款最近遇到了一些贷款难的问题，但一旦开工建了，总得要建成结束呀！不然成半拉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总不行，那样我们的社会付出的总成本更大。因此，在未来几年中，就是中国经济增速慢下来，也会仍然惯性地增长几年。所以短期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还并不是像一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计的那样严重。但长期呢？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能持续的。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是什么？欧美经济可能五年到十年不会复苏，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连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都是负的。最近的所有数据都表明，我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又在下滑。由此看来，未来中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好像看来只有靠国内消费了。但问题是，这些年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又怎么指望靠启动居民消费来作为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这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发动机都不怎么工作了。

如果把国内的消费分成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话，情形可能有所不同，因为，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政府购买和政府消费这些年来高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不一定是好事，并且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就像一架巨型波音747飞机一样，如果外贸净出口、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驾引擎都不怎么工作了，只有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这一个发动机在轰鸣，那我们中国经济会飞向哪里？还不只会摇摇晃晃地前行？长期还会不出问题？

记者：这个问题可能跟前一阵吴敬琏教授所谈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些类似，您怎么理解？

韦森：多年来，我不太愿意用“国家资本主义”这类意识形态味道很强的敏感词，也尽量避免带着任何情绪看待中国的现状和问题。哈耶克晚年曾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误称，他宁愿把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称作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但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是有市场经济了，但还不是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或用官方的术语来说，还不是一个“和谐的市场经济社会”。多年来，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习惯于把现代市场经济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前些年经济史学界所常说“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根据这种思想范式的一种说法。如果全部的生产和经营是为了赚钱的企业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秦代汉代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企业”，那又怎么能认定只有在南宋时期或明清时期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呢！

记者：您是说，其实不是主义之分？

韦森：是的，这并不是主义之分。但是，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确实有其独特性。尽管这还是一个正在渐进成型的体制，还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你可以不承认它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这个体制有着自己的内在演化逻辑，有着自己的特征，而且在中外历史上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这个体制是在自我演化着，甚至自我强化着。我们身在其中，往往不并识“庐山真面目”。一些老外观察家，包括那位提出“北京共识”的乔舒亚？库珀？雷默和使用“中国模式”的老外观察家们，更是雾里看花，认识不到实质。在我看来，如果说目前正在渐进形成一个“中国模式”，其实质应该是一个“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的高管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

我觉得，目前人们谈论较多的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都出在这里：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没有制衡。绝对的权力，就绝对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层层权力寻租的体制，而这个寻租体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上，可能有其经济合理性，并确实贡献了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体制也是目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较多批评和议论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在这种自我演化的体制中，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的要求和发债冲动，像吸毒的人一样，必须不断地靠借贷和发债，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由于各级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政府公务员的层层寻租，其后果就是在社会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急剧拉大，后者可能比前者还严重。

所有现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说到底都是跟近几年这种渐进生成的体制有关。并且，经济增长方式与这种体制是配套的，生物学里有个词叫做“共生”。

在目前这个体制下，想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常困难，这就等于对老虎说：“老虎、老虎同志，你别吃肉了，吃草吧！”这可能吗？这个体制下只可能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体制就转变不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

记者：在现在可行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朝哪个方向上转变？

韦森：即从“强国”向“富民”转变，向提高居民收入和老百姓的福利转变，而不是靠政府建更大的项目、花更多的纳税人的钱来低效率或浪费性地谋求未来不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这其中关键还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对政府征税和财政支出的实际制衡。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为什么我最近几年几乎利用一切场合讲“预算民主”的基本道理。我觉得，现在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关键是政府的财政税收、财政支出没有受到人民代表的实质性的严格制衡。我比较欣慰的是，这几年我们喊的这些事正在成为现实，比如，国务院这两年所推动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的公开、预算透明等，另外，预算法最近也在修改，已经修改了好几稿了，但还没有“上会”。但是，我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政府征税和花钱目前还不受人民代表的实质性地制约与制衡，且财政公开透明还刚刚开始，还不怎么透明。总体判断，我们的“预算民主”建设还只是有个意向，严格来说还没有起步。

我注意到，政府决策层特别是温家宝总理也意识到光喊“民主”和“法治”是没用的，必须从财政预算和制衡各级政府的财权上一步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很难，毕竟各级政府的财权是“钱袋子”，是“命根子”。所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难。整体看来，各级政府预算公开包括三公经费公开，推行起来，实质上是困难重重。

记者：我们再来聊聊关于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使用。从过去几年的调控结果来看，价格手段似乎没有数量手段更管用？

韦森：数量手段看起来很有效，但实际上效果也很有限，且负面作用和影响很大，真正的效果是扭曲了金融和信贷市场的运作。我们的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曾提到21.5%，但今年的全国信贷总量又降下来多少？前两季度贷款规模是5.68万亿元，全年超过7.5万亿元没问题。这还只是表内，表外呢？那些信托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影子银行呢？民间高利贷呢？你控制了商业银行，控制住了“影子银行”了吗？当然，法定准金率收紧，不是没作用。法定准金率不提这么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部门的贷款规模可能比现在还大。但是，表内加上表外，我们总的社会融资规模还是很大呀！

这意味着只要有货币需求，光数量工具仍然是不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是能想出办法来扩张信贷。所以说数量工具形式上管用，但实际上管用多少，值得研究，并且又恰恰扭曲了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存款准备金率提得那么高，才导致了高利贷。现在又回到了金融产品的价格双轨：商业银行的贷款是“计划价格”，影子银行和民间信贷实行的则是“市场价格”。结果，有资源的人就必然会从这信贷市场的“价格双轨制”中谋取快利，甚至谋取高利。

这也就是我最近一再呼吁央行可考虑降“一定幅度”的法准金，而反向提高利率，使贷款利率提高到自然利率加上通胀率的平均水平的理由。利率上去了，贷款需求降下来了，另一方面又降法准金，增加货币市场的供给，这样就会慢慢恢复货币和信贷市场的供求。只有货币市场的供给需求大致均衡了，才会消除民间的普放高利贷现象。当然，这里边有许多复杂的关系要处理，且国内和国外因素要综合考虑，不是这样简单事。但这样的总体思路大概没错。

记者：明年要开十八大，地方政府都在陆续换届，您怎么看这个政治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韦森：我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在《FT中文网》上提出过：在中国为官现在最好的选择是“不作为”。“不作为”就“不惹事”。特别在这个换届的敏感期，该做不做，平平稳稳风风光光地换届，应该是政府官员的理性选择。想让任何政府行政长官有所作为，目前也不可能。

目前还看不出换届会改变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局势。这个体制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地方政府还是在照常不断地依靠投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依靠税收增加和借银行贷款来推动各地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很难改变这个体制所秉有的这种内在增长逻辑。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政府税收的问题，如果进行税制改革，应该怎么改？

韦森：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在抱怨，他们的税负太重了，税收已经远远超过利润了。整体而言，应该大幅度地减税。多年来，各级政府均把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增加作为政绩来报，这是多年来我们的体制运作遗留下来的一个极其荒唐的历史现象。要命的是我们许多地方行政长官和财税部门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税收从本质上“不是个好东西”，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毕竟是恶，就应该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轻越好。在西方，一发生经济危机，政府所考虑的第一件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选项就是减税。但多年来我们政府政策导向恰恰相反，是危机来了，仍不断增税，靠增加政府花钱来推动经济增长，来“救市场”。现在财政部和国税局还只是提结构性的减税，而不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整体上来说的减税。我认为，应该大幅度地减税。一方面要特别为中小企业减税减负，另一方面降低间接税。这对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很大作用。中国目前的高物价，实际上是间接税率特高的一个直接结果，因而实际上是政府高税率推动了中国的高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