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维

     1999年12月31日上午12时,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过俄罗斯最大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向俄罗斯人民发表新年讲话，决定辞去总统职务，今后三个月由普京总理暂时行使总统职权，三个月后举行总统选举。 叶利钦说，今天我最后一次作为俄罗斯总统向你们发表讲话，我已经作出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 叶利钦在解释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时说:我决定提前辞职。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俄罗斯应该由有智慧、有魄力、精力充沛的新的政治家带领进入新世纪，而我已经执政多年，应该引退。当我看到，人们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念在杜马选举中投新一代政治家的票时，我明白了，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中主要的事业。现在俄罗斯永远也不会回到过去，将永远向前进，而我不应妨碍这一自然的历史进程。 叶利钦请求俄罗斯人原谅他，因为他们这几年的希望没有实现。“今天，在这个对我不同寻常的日子，我想稍微多谈一点与平时不同的心里话，我想请求你们原谅，我们许多理想都没有实现。” 叶利钦声明，“我辞职不是由于健康原因，而是出于对所有问题的综合考虑而辞职的。接替我的人是新一代人，是能够做得更多、更好的一代人。” 叶利钦已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权交给普京总理。他说：“根据宪法，我在决定辞职时签署了把俄罗斯总统职权交给政府总理普京的命令。根据俄宪法，在未来三个月时间里他将是国家元首，三个月之后将举行总统选举。” 叶利钦最后说：“我始终坚信俄罗斯人惊人的智慧，因此我不怀疑你们在2000年3月底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在离开总统职位的时候，我想对你们每一个人说：祝你们幸福！你们应该得到幸福，你们应该得到幸福与安宁。我亲爱的同胞们，祝你们新年愉快！新世纪愉快！” …………

      叶利钦总统辞职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千禧之年的钟声已经敲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叶利钦的辞职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是真的辞职。按中国人人逻辑，叶利钦的“辞职”不过是虚晃一枪，借此转移俄罗斯人对他日益增长的不满。其实他依旧在幕后牢牢把握着俄罗斯的最高权力，象一个皮影戏演员一样提着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普京的影子在幕布上晃动；普京则是百分百的傀儡和橡皮图章…… 中国人之所以不相信叶利钦的辞职，是因为他们深信没有人会主动放弃好不容易争到手的最高权力，只有傻子才会那么干！ 叶利钦的辞职其实是两个世纪前华盛顿总统辞职的翻版。华盛顿总统辞职后回到了维农山庄园，过上了百分百的退隐生活，不再过问美国的任何政事。可中国人好象忘记了华盛顿这个先例，只记得和华盛顿同时代的乾隆皇帝，他老兄退位太上皇后仍牢牢地把皇帝儿子控制在自己的手心，稍微大一点的事都是太上皇说了算。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愿意放权，就更不用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接班人”了。 直到几年过去后，普京替代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的风云人物，中国人才极不情愿地相信叶利钦是真的辞了职。令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曾经英雄一世的叶利钦总统，为何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天作出“傻到家”事呢？ 叶利钦真的“傻”吗？ 在此我只想问几个问题:如果叶利钦当初没有辞去总统职务,他能在三个月后连任第三届总统吗?俄罗斯人会原谅他执政后期的诸多行政失误吗?他会成为现代俄罗斯的民主之父吗?他会有一个宁静平和的晚年吗?叶利钦家族会在安定宽容的政治环境中长久地淋浴他的光辉吗? 当我们客观地回答这几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叶利钦不但不“傻”，相反于公于私都是绝顶地“精明”！国家、叶利钦家族和他本人都会长久地享受他的辞职果实。

      中国人常常醉心于权力带来的荣光，而忽视了无限权力加诸于人身心的沉重负荷，以及权力对掌权者的“反噬”作用。几乎没有人想到主动和无限权力告别，在作出一连串伤害家、国的傻事时，还自鸣得意地把“傻”想象成“英明伟大”。 人类世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常常是傻子嘲笑聪明人；而不是聪明人嘲笑傻子。错误的一方往往站在批评者的位子上；正确的一方则成为被批评者。 中国人在“权力”面前：千百次地重复傻子嘲笑聪明人的角色，因此上下五千年也未能走出权力的怪圈。 中国式思维除了在“权力误区”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外，下面几件事例也很能说明中国式思维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不一致性。 中国官场的腐败浪潮经历五千年仍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除了李世民当政的“贞观王朝”外，贪污一直是官场的不治之症，在新世纪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历代王朝都无法解决贪污的问题，所以中国人认定“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当人们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痛心疾首时，总有那么一些人发出这样的怪论：哪个国家没有贪污？难道外国的月亮就圆些吗？美国就没有贪污吗？有几次我试图向身边的人解释说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的英、美、日、德和同属华人的新加坡就基本上消灭了贪污。美国的政务官未经纳税人同意不能擅自动用哪怕是一分钱的公款，一分一厘的公务支出都得向纳税人交待清楚明白，甚至连“招待费”这项开支也没有。可听者根本拒绝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官场桃园”，按他们的逻辑，当官若不能以权谋私捞点好处，当官还有啥意思？不知道人类除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外，部分人还拥有自我实现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一直是中国人深信美国也一样腐败的见证，相当一部分国人心目中的“水门事件”是贪污了天文数字的公款。当国人终于明白“水门事件”不过是涉嫌窃听、几盘录音带和总统没有说实话等在中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鸡毛蒜皮小事时，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拒绝相信那是导致总统下台的“罪证”，连一向光荣正确的伟大领袖也抱怨“不就是几盘磁带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总统没有说实话更不是过错，敬爱的林副主席还公开宣称“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哩，于是顺理成章地推断那是尼克松的政敌民主党的“阴谋”，尼克松是被“阴谋”赶下台的…… 

     众所周知的伊拉克战争，绝大多数国人都认定美国是为了石油才打这一仗。石油确然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根本原因。中国人很难理解部分美国人血统中涌动的“天定使命”感和追求全人类普遍幸福和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利益观是建立在重视国家而忽视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建立在最大限度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美国人自然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美国的局部利益可以不顾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美国出兵伊拉克只能是为了波斯湾的石油，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是发动肮脏战争的借口和遮羞布。 美国是借两次世界大战的契机赢得世界霸权的，我们因此认定美国是最善于发“战争财”的国家。美国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在“发财”的驱动下发动或卷入的，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趁火打劫。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在战争双方两败俱伤时冲上去踢进决定性的一球，然后在战争分赃时分得最大的一块蛋糕……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把美国推上了超级强国的地位，但美国当初卷入两战并非出于发“战争财”的动机，更多是出于“预警自卫”和维护人类民主事业的考虑。美国的崛起并非靠掠夺战败国和分赃发财致富，而是美国人民在关键时刻的“英雄主义”被两战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把危机转化为机遇和挑战，大幅度地提升自己的科技和文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爆发战争，联合国为了检验这个新成立的国际和平发展组织制止全球战争的能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联”在制止战争蔓延方面的软弱无能，决定出兵朝鲜“维和”，防止局部战争扩大蔓延成国际战争。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坚定地认为组成联合国军的主体美军之所以卷入朝鲜战争，是企图借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百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我们也因此丧失了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机。那时的中国人国际知识贫乏，出现上述思维误区还有情有可愿的一面；今天的中国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很方便地获取外来信息，我们依旧坚持那样的思维误区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中国是一个“政府权力无限”国家，外交政策更是百分百由政府说了算；于是我们推己及人地认定世界各国的政府在外交方面一样有百分百的决断权。当西方世界出现“反化浪潮”时，我们就坚定地认为是那些国家的“政府”敌视中国，从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要员身上。当文明国家都在搞“分层外交”，认为功夫“不在院内而在院外”时，我们依旧围着对方的政府转单圈。结果经常出现某国政府要员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决定和我国“友好”，但被代表该国民意的议员从中作梗而无法和我们靠近的悲剧。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美国自尼克松以来的7位总统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位总统真正敌视中国，但敌视中国的议员却有不少。美国总统在外交方面没有完全决断权，因此尽管总统对我们没有恶意，但一样会“屈从民意”作出伤害中国感情的事。在民主国家里，政府经常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制定政策的议员则容易被关注人类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所困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坚决反对制裁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因为制裁南非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但绝大多数议员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坚持“制裁”，最终把美国推向了南非白人政府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的外交注意力从政府要员移出一部分到代表民意的议员身上，类似的悲剧应该会少一些。 因为近代中国倍受西方列强欺凌的那段屈辱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强国把中国看成一块“肥肉”，谁都想吞食这块肉。为了能顺利主宰中国，英美等列强都希望中国一直贫穷落后下去，并且不择手段地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这种思维方式一样有与事实相悖的地方，西方文明国家虽然不愿意我们超越他们；但也一样不乐意看到我们贫穷落后，因为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妨碍了富国享受文明成果。中国的贫穷落后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出现失控和骚乱，从而有利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执掌政权，一个世纪以前“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屠杀外国人的惨剧西方依旧记忆犹新。象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因贫穷骚乱出现“难民潮”，西方富国就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不符合西方强国的根本利益。今天是全球非殖民化时代，西方强国就是想吞食中国也不符合世界文明的主流。除了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忘恩负义的北朝鲜等周边国家对我们有领土要求外，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侵略中国的动机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几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再说经过百年“折腾”和人口膨胀的中国早已不是一块“肥肉”了，已不再是一个理想的吞食目标。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有望使中国走上文明富强之路，按我们的逻辑西方列强应该极力反对才是，可事实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站在领导变法的光绪皇帝那一边，因为一个贫穷愚昧的中国不利于拓展他们的商业利益。一个世纪前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了。 如果你是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你当然愿意生活在人人知书达理的文明社会里，因此你并不希望你周围的人穷愁潦倒目不识丁。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式思维表现在外交上的一个最突出表现是：我们对文明发达的民主国家奉行“坏人推论”，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我们眼中都是“恶意的”和“挑衅的”；就连美国把“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办学也被看成是更为阴险的“文化侵略”。民主国家诚然不是什么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但也并非处处包藏祸心。美国在珍珠港灾难前援助中国的抗日事业就是基于正义的驱动；而不是我们理解的阴谋把战火限制在中国境内，让中国人挡在美国人前面充当抗击日本的炮灰…… 

     中华民族是一个聪明的民族，但因“中国式思维”根深蒂固的缘故，我们无法把“聪明”上升为“民族智慧”，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客观冷静地分析世界事务，在国际问题上经常出现重大判断失误，使中华文明付出伤心的代价。 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从“中国式思维”的误区中走出来，用科学理性眼光来正视今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