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内共识面临挑战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让整个国家体制不再围绕一个权倾一世、让人们狂热崇拜的政治强人而运转。1976年，毛泽东时代终结，中国政治体制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在名义上，这一体制过去和现在都信奉共产主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然也握有很大权力，但他不像毛泽东，后者对权力寄予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邓小平对个人崇拜非常警惕，他严令禁止各地为自己树立雕像或张贴画像。上世纪90年代初继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权力比邓小平更弱。而缺乏个性、有些刻板的中国现任领导人胡锦涛，比前几任的权力都更小。个人崇拜被彻底清除。至少直到薄熙来进入公众视线之前都是如此。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建立了一种集体领导制，上层精英们通过寻求共识来执政。这一体制的顶层是由9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一层是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薄熙来目前仍是政治局委员)。除最高层之外，参与决策的还有其他中共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及各个政府机构。

　　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有让公众表达意见的场所。中共领导人对针对腐败、污染、官员不称职和社会不公之类问题的批评非常敏感——如今这些批评之声还主要集中在网络上。中共有时会选择压制异见，尤其是当批评声音对中共自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但对公众围绕其它问题——比如大连兴建石化厂或温州高铁事故——发出的不满声音，中共却可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包容。

　　在某些方面，中国现代政府仍带有基于科举制度的封建官僚体制的影子。在现代中国，中共干部要花上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在最具挑战的行政和政治职位历练，才能一步步爬上最高层。出身食品加工厂的汪洋，即是这样进入中共共青团，然后进入在权力圈里不那么刺激的安徽省体委，之后在安徽省委站稳脚跟。在再度经历数次高难度工作的考验后，如今，他已经是广东省委书记，距离握有大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仅有一步之遥。

　　这样一种严格制度可以选拔出非常有能力的领导人。在过去30年间，即便他们有缺陷，但正是这些人引领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增长。然而，由共识驱动的技术官僚体制如今出现了问题。挑战既来自党内，又来自党外。

　　党内挑战最戏剧化的体现，就是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跟汪洋一样，薄熙来也是从中共基层做起，尽管他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在大连市、辽宁省和重庆市步步攀升，而他的目标是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薄熙来的主要过错(除去打黑的严酷和腐败等问题)在于，他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共赋予的，而是来自他的个人声望。唱红歌、喊口号，薄熙来的做法太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了。这种做法让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此话出自中国总理温家宝本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而这段讲话宣告了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终结。这一事件迫使中共揭开了“天鹅绒幕布”(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语)，把掩盖在中共团结一致外表之下的内部斗争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共内部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也在对共识形成挑战。中国共产党太大、太复杂，很难始终保持统一口径。比如，在2010年，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力量(包括一些前军队将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强硬立场，危及到中国多年“微笑外交”的成果——即让亚洲邻国相信，中国崛起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去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试图弥补这一损失。

　　对共识的挑战也来自中共党外。随着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部分人群开始积极以行动问责一些社会问题，从核电站选址，到一些地方官员的不称职。甚至在农村，人们也开始更多地反抗党内腐败，最知名的就是广东省乌坎村。

　　这只是中共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的几个，而眼下正值党内为十年一度的换届做准备，中国经济也面临从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的一代人一遇的大转型。薄熙来最大的过错就在于，在中共面临如此重大的挑战之际，戳穿了它团结的假象。

　　最有可能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国下一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不久前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中共有必要收紧对党内的控制。习近平虽然并未点名批评薄熙来，但他告诫中共领导干部不要 “哗众取宠”，也不要“追逐个人功利”，而应该“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各项政策。他暗示，不这样做，就会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