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泄露案件“重打不如重管”

 对话人物
　　
　　储槐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入罪之后，围绕这个犯罪的争论一直不断，公安机关在查处具体案件时，也面临种种难题。
　　
　　4月24日，著名刑事法律专家储槐植、何家弘在公安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这些难题进行解答。
　　
　　信息保护存在“公私”差异
　　
　　新京报：公民个人信息遭泄，跟保护力度不够是否有关系？
　　
　　储槐植：以前对国家、集体的信息和利益保护得多，对个人、私人信息保护少一点。在信息保护上，公和私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文明发展到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要以个人为主，重视个人利益的保护。
　　
　　何家弘：传统上，对上头的、也就是国家的信息保护得更严格一些，查询、复制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往往关注不够，也不排除有些部门管理还是挺严的，比如房产信息，不是想查就可以查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缺位
　　
　　新京报：有嫌疑人认为，个人出售的信息是应该公开的信息，不构成犯罪。
　　
　　储槐植：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但是从国家的立法准备来看，还是有些欠缺。
　　
　　在定罪之前，应当有一个行政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是刑事立法的前位性法律，而我们没有，以至于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现在都没有个明确定义。
　　
　　新京报：刑法规定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是否太轻？
　　
　　储槐植：刑罚轻重，不同国家法律文化，都有不同的标准。到目前，中国更多奉行的是重刑政策。但是犯罪是由很多复杂因素构成的，单纯加重刑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想法，不直接涉及人的生命健康的犯罪，重打不如重管。
　　
　　何家弘：各种信息都可以买卖，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必须要严打。但我认为，严惩不如严查，严查不如严防。
　　
　　打击这类犯罪，关键是打“源头”。怎么严防？就是增加获得信息的难度，如果制度更完善，执行更严格，他得到信息就很难，犯罪成本就更高了。
　　
　　公务人员犯罪处罚应更重
　　
　　新京报：同样是出卖公民个人信息，公务人员出售的，是否处罚应更为严厉？
　　
　　储槐植：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涉及行为的方式，笼统地说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可能有不同的身份，有国家工作人员，也有公司企业人员、事务人员。
据此来看，没有明确规定主体不同，处罚会有谁重谁轻。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考虑不同身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有差别，为什么法定刑有个幅度呢？就是给这儿用的。
　　
　　如果公务人员负有保管公民个人信息的职责，有保密的义务，反而监守自盗，非法出售，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涉及渎职犯罪。处罚的时候，重法优于轻法，哪一个重，就适用哪一个。
　　
　　何家弘：我同意，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出卖信息处罚要更重一些。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在量刑上考虑。（宋识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