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思想水脉

6月8日，甘肃省教育厅发布微博证实“甘肃农业大学‘坚决制止’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嘉一赴该校访问”，并称“该举措是在了解到网友的抵制呼声后，经与校方联系予以制止的，加藤嘉一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事实，是任何理智的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不制止是失职”、“个人受委屈可忍受，民族荣誉和自尊一点都不能受玷污，这应是中国人的底线。”

对于加藤而言，这恐怕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换个角度而言，若能引起中日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再思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谈及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为何“不反省”，国内大多归咎于战后战犯重回政界等原因，却较少关注战后日本思想水脉的流向转换，本文试着做一下粗略的解读。

长期以来，我们对日本的认识都遵循将“一小撮右翼”与“友好的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二分法”原则，但正如石原慎太郎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购岛计划”得到民意支持所显示得那样，当我们批评“右翼”时，“友好的日本人民”并不与我们为伍。于是，我们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疾呼日本正走向“右倾化”、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舆论甚嚣尘上，而对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仍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北海道大学教授高井洁司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分为三类：钓鱼岛主权、油气田开发及台湾问题等是“潜在因素”；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等属于“刺激因素”；中日媒体都心存警戒和“情绪化”报道则构成了“助长因素”。

虽为“刺激因素”，但“历史认识”问题无疑是中日之间最敏感的地带，也是造成两国国民理解鸿沟的主因所在。一个民族如何“溯流而上”，去记忆、叙述和评价其历史，固然重要，但往往伴随着“当局者迷”，因为生活在当下的人拥有的只是有限的、片面的“间接经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叙述，不如说是对现在的评价和对将来的指向”。

实事求是地说，将日本引向极端民族主义之路的“皇国史观”，伴随着战争的惨败和东京审判的真相揭露，已被绝大部分日本人在思想上抛弃。完成这一“解构”任务的当属“战后三大家”——丸山真男、大冢久雄和川岛武宜。

笔者来日本的第一年，导师指定必读的第一本书便是丸山真男解读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他除了系统解读福泽谕吉外，还从政治学的角度，深入研究日本儒学、国学和徂徕学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日本近代的内在演进，并通过解析由天皇制、军部、官僚构成的“超国家主义”，指出日本人自我意识的缺失。他迫切希望日本人回归福泽谕吉主张的“个体独立”，重建基于“个人自由”的民族主义。

大冢久雄则从经济史角度出发，强调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没有出现市民社会所必须的“自觉意识”；川岛武宜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明治维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皇制”，让日本的“家制度”延伸至国家层面，并最终发展成极端的国家主义。

在他们看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只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在精神上并没有确立“个体独立”，没有完成“民主化”的任务，这样的“残留”与极权主义结合便构成了战争的根源，因此战后日本必须在“和平宪法”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和“精神革命”。丸山真男甚至主张，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应从1945年战败，而非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

这种对日本近代史的彻底解剖和批判，曾成为战后日本人历史认知的主流，但这样的“认知”建立在共同的战争体验和战败后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随着经济恢复，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到来，桑原武夫等学者开始倡导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进行“再评价”。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兴起“现代化理论”，美国学界开始将日本定位为“唯一成功走上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理应成为新兴国家学习的样板”。站在最前沿的无疑是肯尼迪总统刚任命的新驻日大使、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Reischauer），1960年8月，他联合赫尔（Hall）等美英学者，与丸山真男、川岛武宜等人围绕着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道路展开激辩。美英学者将城市化、识字率、人均收入、工业化、大众传媒、官僚体系以及理性化等作为客观标准，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至战败的近70年正是一段典型的民主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在此期间日本取得了欧洲用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成果”。

赖肖尔等人的论调虽然遭到丸山、川岛等日本学者的抵制，但对日本舆论界的冲击非常深远，加上日本国力渐强，“日本大国论”、“国家利益论”、“民族意识论”等逐渐兴起，赖肖尔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曾担任防卫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猪木正道及其弟子高坂正尧等新一代舆论精英纷纷呼应赖肖尔的主张，日本出现重新评价近代日本的思潮。

高坂正尧甚至在《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中指出，“从本质上讲，日本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摆在日本面前的唯一道路是彻底完成‘脱亚’进程，从而发展成一个‘远西国家’（Far Western Country）”。如今活跃在政界的前原诚司、山田宏，以及中西宽、坂元一哉、户部良一、中西辉政、岩间阳子、田所昌幸、佐古承等保守派学者皆出自高坂门下。猪木正道的弟子们则多活跃在防卫领域，得意门生五百旗头真更是官至防卫大学校长。

在这样的思潮之下，日本政府于1968年声势浩大地举办了“明治百年”纪念，将明治之后的日本描绘成民族“赶英超美”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等受害国所犯下的罪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纪念活动自然得到了正享受高速经济增长实惠的普通日本国民的支持，赫尔（Hall）在当时曾撰文评论道，“新一代人正在出现，对现实的自信使他们对于历史的争论缺乏兴趣，包括哪些不再拘泥于旧的记忆和过时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

同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日本战后最受欢迎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他从1956年至1988年共出版了57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日本所有著名的文学奖项。司马辽太郎虽然对近代日本也多有批判，但他用如花妙笔对“明治人”无以复加地予以美化，他塑造的坂本龙马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毫不夸张地说，笔者认识的很多日本人，他们自认对历史的“认识”更多来自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而非历史教科书。司马辽太郎的人气也正说明了，肯定日本百年近现代史的思潮已超出了政治和思想争辩的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一般大众。

在“大历史” 被反复肯定的前提下，对于其间经历的负面“杂音”——战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开始出现混乱。有人认为那是一场“自卫战争”，日本虽然干了坏事，但纯属迫不得已，日本处于美、英、中的包围中，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战争，战死去的日本军人都是具有爱国精神、为国捐躯的英灵；有人认为，从世界近代史来看，是欧美列强首先侵略、抢占殖民地，日本不过是步其后尘的模仿国，要说日本有罪，英美同样有罪；更有甚者认为，那是一场“大东亚共荣战”，其目的是为了使亚洲各民族摆脱欧洲列强、获得独立。

在日本，对政治家而言，“侵略战争”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忌讳的“敏感词”，正式场合基本上不会说。在历届日本首相中，也很少有人公开用“侵略战争”这个词。细川护熙在1993年的首相就职记者会上公开说“我认为先前的大战是错误的侵略战争”，立即引起日本社会的轩然大波，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此后，他不得不改称“殖民地统治”。

朝日新闻在1980年代中期曾开设了一个名为“战争”的专栏，共刊登了1025篇有关战争体验的投稿，但约84％（863 篇）是谈“受害体验”，谈“加害体验”的来稿仅10％（104篇）。这一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水平。

在笔者接触的日本大学生中，对中日战争普遍了解甚少。中日两国历史教科书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中国是通过强化对近代百年“屈辱史”的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日本则对近现代史着力较少，侧重于古代史的教育。这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年轻人在未相遇前，就已经对“历史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和信息不对称。

如今，日本人对于自身现代化的反思，大多限于对环境破坏、道德颓废等物质主义层面的批判，而对其引以为傲的“百年辉煌”、“亚洲唯一成功的现代化国家”所伴随的代价，尤其是对他国曾经的侵略和掠夺，无疑反应是迟钝的。

可以说，要真正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还需从长计议，只有中日两国都能超越“民族”的层次，站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时，才有可能重建对“历史问题”的共识。当然，这也有赖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全球地位的提高，只有当“西方”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中心时，日本才有可能摆脱“脱亚入欧”思维的束缚，重新思考本国在世界上的定位。

（注：作者为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