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休养区三十年变迁

    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报眼的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将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中央国家机关今后不用了。

　　北戴河是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南临渤海，北依莲蓬山，到处是苍松翠柏、亭楼别墅。南天门、骆驼石、老虎洞等24景引人入胜。还有大片海滨可供游泳休息。解放以来许多机关团体又建造了不少宾馆、招待所、疗养院。但据记者了解，北戴河设备很好的建筑物和风景区，大多为中央和河北省的许多单位所占有，利用率不高，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空闲着。有的招待所只是开会时才用一下。而为外国朋友准备的旅馆、招待所却很少，供外宾游览的地段也不大。近年来外国朋友到北戴河去游览的日益增多，甚至发生外国朋友住不上设备较好的旅馆的情况。据记者了解，全国各地许多游览胜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条消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这是中国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后，一个重大的实际动作。

　　北戴河是中国最著名的避暑胜地和风景区，也是中国近代旅游的发祥地。自1898年清朝政府正式将北戴河辟为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地以来，一直是达官贵人的避暑天堂，修建了众多的别墅、公共设施和专用铁路、机场，并进行了景区的全面规划和建设。解放后，当地政府统计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719幢，其中外国人别墅483幢，涉及20多个国家，中国人的别墅总共236幢。新中国建立后，上述别墅基本被政府接收，北戴河不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避暑休养地和暑期办公地，也新建了大量的公有疗养院，各行各业的部分先进工作者到此疗养度假，成为国家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奖励和福利。特别是在北戴河发生了新中国众多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它一直是中外各界人士的关注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个决定，又引来人们另一种关注的目光。

　　这个决定的背后，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如何落实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集体思考和决心。在1978年底《人民日报》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指出：“从明年开始，全党工作的重点就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对于我们大多数同志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既缺乏知识，又缺少经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社论引用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话：“我看办法就是两条：一叫学习，二叫实践。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加才智。”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把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搞旅游接待外宾的决定，也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一个实践。当时并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李权中看到《人民日报》消息后，便到中央办公厅问有没有文件，答复说没有文件，《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就是文件，并说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邓小平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个意见的呢？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在当时的国情下，还不具备在本国人民群众中广泛发展的条件，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它是一个新兴的、具有光明前途和重大影响的产业；利用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展对外旅游，是一个赚取外汇、增进交往、扩大开放的好途径。而我国的对外旅游还很落后。据当时的资料看，1978年世界旅游人次已达2.6亿，旅游收入约600亿美元。当年新加坡接待旅游者180万人，收入5亿多美元；香港接待200万人，收入10亿美元；台湾接待110万人，收入6亿美元；尼泊尔那样的小国，每年还从旅游业中收入3000万美元。而我国只接待外国旅游者10万人，收入不过1亿美元。其实这不仅是一个数字问题，同时说明了我国当时的思想封闭。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找到负责旅游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我们国家现在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要进行调整的问题。另一个是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借外资支付能力的问题。他提出，到1985年，如果石油出口能达到5000万吨，就可以收入50亿美元。但是如果能接待500万外国旅游者，一个人按照消费1000美元计算，也可以收到50亿美元。旅游搞不到50亿，搞25亿行不行？当时李先念讲，能拿到20亿也很满意了。

　　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的初衷。开展旅游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定条件的房子。当时中央决心很大，想发一个通知，要求把各地的高级招待所都腾出来搞旅游，于是首先想到了他们熟悉的北戴河，认为那里是避暑胜地，又有很多房子没有用场(当时很多高级干部还没有解放)，便决定首先从北戴河开始。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见报后，国家旅游总局立即与中办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总参管理局联系，交换有关交接的意见。河北省委、省政府也做出决定，将省直在北戴河的休养所拨付给旅游部门使用。这些单位也都及时地向所属的北戴河管理处或休养所进行思想动员，布置清点物资、登记造册等移交准备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对此抓得很紧，他曾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的疗养所必须全部交出，一所也不得保留。

　　经过国家旅游总局和中办管理局、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总参管理局、河北省委及有关部门、唐山地委、秦皇岛市委多次协商，4月14日在北戴河形成《关于中央、国务院、军委和河北省在北戴河的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使用的交换问题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国务院、总参、河北省交出的部分，都统一交付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管理使用。移交范围包括：中办管理的153栋大小楼房，面积9万余平方米(其中包括1个礼堂和5个浴场。同时中办保留了中直机关休养所和第一浴场，供中直机关使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全部房屋及浴场，共计82栋楼房，面积5.3万平方米；总参管理的14栋楼房，面积1.01万平方米(另有2栋楼和3个浴场不在移交范围之内)；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116栋建筑物，面积3.69万平方米全部移交。与上述房产移交的还有附属的建筑物、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和园田、树木。人员方面，中办除留10人管理中直休养所外，其余110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10人，河北省的48人，全部划归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建制。

　　国家旅游总局在此期间还初步讨论了如何利用北戴河休养区接待外国自费旅行者、客房价格、对外联络、交通及管理体制等问题。积极与铁道部商定北戴河火车站的停车问题，与民航局和海军商谈了利用山海关军用机场问题。

　　3月下旬，国家旅游总局邀请的3位美籍华人专门来到北戴河考察咨询。他们是：美国耶鲁大学讲师赵浩生、美国太平洋旅游企业公司董事长陆国权、北美日报记者苏国坤。他们在看了中直的一些别墅和礼堂后十分感慨，对这样高级的房子多年不用表示惊叹。赵浩生说：“我今天简直像是发现一座金山！如果把这些房子利用起来，那么黄金就会滚滚而来！”陆国权说：“你们旅游部门最好尽快把北戴河旅游区搞个全面规划，为了提高旅游利用率，可以把房间内逐步安装上冬季取暖设备，和北京连在一起，这样冬天也可以接待，既减轻了北京的压力，又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条件，扩大收入。”对于赵浩生等3人对北戴河的考察，《人民日报》于当年4月14日作了专门的报道，题目是《风景这边独好——三位关心中国旅游事业的朋友访北戴河》。

　　1979年5月18日，在中国旅游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体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它把北戴河官办、官有、官用、官养的最好的休养区和设施，转为独立核算的企业，实行企业化的管理，为国家赚取外汇，并昭示了新时期中国的旅游事业的起步。在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同年7月1日该公司正式开业，截止当年10月14日，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待境外游客2766人，国内客人2171人，总收入人民币40.5万元，其中外汇人民币28.5万元。这一年，整个北戴河共接待休疗养人员和旅游者共72.68万人，期中外国人6180人，港澳台同胞344人。

　　3月份曾来过北戴河进行考察的美籍华人赵浩生，7月份重游北戴河，对于北戴河这么快开业感到惊奇，认为是一个奇迹，因为他原认为最快也得到明年，并说，“外宾反映你们这里好得出乎人们的意料。”

　　1979年10月，全国第一次旅游工作会议在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召开。会议把地点放在北戴河，说明了它在新时期旅游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了。

　　二

　　在其后北戴河的旅游发展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给它以极大的重视和指导。

　　1980年8月，邓小平来到了分别10多年的北戴河。

　　对于北戴河，邓小平是熟悉而有感情的。文革前，他和大多数中央领导一样，几乎每年都要来到这里。在这里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1961年夏他曾在这里主持讨论过《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对这份文件，毛泽东一直很欣赏，文革中也没有批评，临终前还把它放在枕边。

　　邓小平这次来到北戴河，住在毛泽东原来住的居所内。这时它已经成为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的属地，气氛也与当年不一样了。邓小平特别注意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平常相处。按照他的要求，设在路口的警卫岗哨统统撤除。他常常上山下海，往返途中，与普通游人常常迎面相遇。人们见到邓小平，或是会意一笑，侧身而过，或是靠边一站，请邓小平先走。遇有人多的时候，邓小平也会向惊喜的群众挥手致意。

　　8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西山浴场游泳，上岸后被群众发现，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邓小平向群众挥手致意。换好衣服后，邓小平和家人坐在浴场过道上休息，游人热切地向过道眺望，想看一眼邓小平。邓小平理解群众的心情，告诉夫人往旁边坐坐，以免挡住游人的视线。过了一会，邓小平走上浴场阳台，坐在藤椅上观赏大海，不时回顾一下周围的游人。有的游人拿出照相机想要拍照，邓小平知道距离太远拍不到好照片，就告诉警卫请游人过来拍照，并请当地的摄影师为大家拍一张合影。他亲自选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并问摄影师行不行。合影后，邓小平嘱咐摄影师：“合影要收工本费，每人一张照片。”当时参加合影的游人都是凑巧碰上的，大多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也有一些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战士。

　　邓小平离开北戴河时，特别提出要和为他服务的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合影。

　　国务院分管旅游工作的副总理纪登奎来到北戴河指导工作，离开时特意交代按照旅游公司的价格交房费、餐费。

　　1982年11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新华社第2526期《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秦皇岛旅游工作的文章上作了批示，提出了允许个人投资参与旅游产业的意见。为了贯彻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国家旅游总局局长韩克华专赴秦皇岛调研，并于1983年6月9日写了一份专门汇报。胡耀邦在些汇报中做了许多重要批示。

　　《汇报》中提到：“我感到北戴河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到处是院墙，并悬挂着某某休养所或疗养院，以及‘游人止步’的牌子。现在已有休养所、疗养院39家，15000张床位，且圈地占地过多。海滨空地已所剩无几。所知，已有20多个单位要求在这里新建疗养机构，如再允许建造，将会由于建筑密度越来越大而严重影响景观，发展下去使这一滨海风景区大减光彩，国内外游人都会为之惋惜。”胡耀邦批示：“要坚决停止！”

　　《汇报》说：“对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北戴河的办公、休养活动，要摆在第一位，必须切实做好安全保卫、生活供应等工作。”胡耀邦批示：“我们这代人不要再搞这个了！”

　　《汇报》提出了急需建设的几个旅游设施，胡耀邦批示：“应该大力加大绿化区，包括种墓地，建大片森林区。”“今后山海关和北戴河的新建筑都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先有一个依地形地貌的整体设计，不可由各家乱建一气！”并且再次提出：“听说当地集体和个人收入年年增大，建设经费要由这中间打主意，国家不可能拿出多少钱。”

　　1984年7月21日，胡耀邦在北戴河中直27号楼召集韩克华和北戴河领导同志座谈，用2个半小时研究北戴河旅游发展问题。在听取韩克华的汇报后，胡耀邦讲了五点意见。8月14日与17日，胡耀邦抽空视察了北戴河的市容市貌，又作了八点具体指示。

　　1984年8月2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专门视察了北戴河的3家个体旅馆。他对于这个新生事物表示肯定，认为是为旅客提供了方便，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个体经济有前途。此外，他还在其他场合要求北戴河要注意保护沙滩。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万里、谷牧、宋任穷、姚依林等都对北戴河的规划与建设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

　　三

　　中央和国务院将北戴河休养区交给旅游部门办旅游的决定只维持了2年。

　　1980年后，邓小平每年暑期都要到北戴河来休息、工作一段时间。这样，许多中央与地方领导同志也要来到这里，与邓小平共同工作。同时，众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也要来北戴河休息。但是由于没有明确中央暑期在这里办公，原有休养区的房子都交给了旅游部门，因此这方面的用房就十分紧张。面对这种情况，1980年暑期之后，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就提出把一些不用的房子和特殊的用房交还中直管理处和中央军委。1981年春，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把原军委休养所的全部用房和原中直管理的部分用房(包括毛泽东住的95楼)归还给军委和中直。1981年暑期过后，习仲勋批示中直拨给旅游部门的用房要全部收回。1982年，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又把原河北省办事处的用房全部和原国务院所属的用房大部退还给原单位，并且开始选址自建旅游宾馆。1984年10月30日，这个宾馆正式动工兴建。

　　1983年暑期过后的9月23日、24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副总理田纪云到秦皇岛视察，住在北戴河。当时田纪云特别抽空看了原国务院休养所的一些楼房，表示了明年暑期中央和国务院要在北戴河办公的意见。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文革后正式到北戴河暑期办公。党和国家领导在这里的国事活动很频繁，其他工作也很活跃。不但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来了，而且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也都来了，同时，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的许多领导也根据需要来了。据统计，1984年来北戴河办公休息的党和国家领导47人，省部军级以上领导379人。

　　这一年，赵紫阳在北戴河东2路的国务院楼里召开了8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和各省领导很多，房子不够住，有时只能让与会者开会住上一宿，然后赶快回去，而且连秘书都不让带。对此，国务院决定明年暑期前在院里扩大建筑面积2倍以上。

　　但在此前，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已经先行建设自己的专用休养所，并于1984年建成交付使用。同年建成的还有城乡建设环保部北戴河休养所等数家休养所。1985年，五大班子以及中顾委都来北戴河办公休养。已建有休养所的各单位也开始各自接待本部门、本系统的领导来此办公和休养。

　　1982年至1989年，是北戴河国有休养所、疗养院兴建的一个高峰。1984年，军委计划新建休养所的金山嘴发现重大文物——秦始皇行宫遗址。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遗址应由文物部门发掘并保护，秦皇岛市为此请示上级，一些新闻单位也发出保护呼吁，但未见效果。军委休养所1985年按期破土动工。

　　不但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戴河新建、扩建休养所，而且全国许多省市也在此兴建休养所。同时，许多国办的事业、企业单位也在此修建了大批疗养院。据1990年统计，新建休疗养院所138个。

　　当时新华社记者曾经写出内参，反映北戴河国有休养疗养院所及所谓培训机构过多过滥，不但圈占了最好的区域，而且占有了大量的海滩。一般游客不能进入。“不到北戴河，不知道中国腐败。”这是一位新华社记者对笔者说过的话。但是新华社及中央众多新闻单位也于此期间新建了自己的休养所。

　　1989年风波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处于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不到北戴河海滨办公，一些老同志还可以到北戴河休息。同时中央决定不得在风景名胜区举办各种会议。后来，一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长期工作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中央领导就曾经主张取消北戴河办公制度，可惜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中央作出这一决定应该是对当时主张的肯定。”从前面介绍的情况看，主张取消北戴河办公的大概是胡耀邦。

　　但这个决定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此后，中央在北戴河办公制度慢慢恢复。中央若干重大决策也是在北戴河做出，如1998年抗洪时中央的指挥中心就设在北戴河，当时中央委员悉数抵达北戴河，到底炸不炸荆江大堤决定即在北戴河作出。同时，最为外界感兴趣的是中央的北戴河会议，这个会议是对当年秋季的中央全会或者党代会作文件准备。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在北戴河进行，十五大报告的起草班子就是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对报告进行推敲修改。

　　这一期间，各种国有休疗养院所仍然快速上马。在海滨的主要路段上遍布着中央国家机关的疗养院、培训中心，“在北戴河，几乎每个部委都有培训中心或者疗养院。”总共大约有200多家休疗养院和培训中心，是中国最大的休疗旅游区。也有百姓对此不解，“为什么培训要到这里来培训？旅游就是旅游吗！”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休疗机构也已经半市场化了。一般是一半提供机关单位的人休养，一半用于接待游客。

　　本世纪初，中直疗养院将著名的“林彪楼”连同莲峰山公园的一大块面积圈入院内。据说林彪生性孤僻，他在北戴河的别墅是专门修建的，远离中央领导别墅群，位于莲峰山公园内的观音寺和莲花石附近。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此出逃。此后，这个楼一直孤处公园之中，改革开放后曾经被出租，也成为公园一个著名的景点，游客可买票参观。中直此时将此楼和公园的一块面积圈入，并修建了围墙，阻断了公园原有的一条道路。北戴河区各界人士曾经以不同方式提出反对意见，但没有效果。

　　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北京人纷纷逃离北京，北戴河成了一些特殊身份人士的避难地。

　　在新上台的胡温领导人民打赢非典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后，7月份，中央宣布再次停止北戴河暑期办公。7月19日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消息还说，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还有消息透露，这个决定是胡锦涛的意见。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说，这次取消办公，表明高层继续打造其开明、开放、亲民、务实的形象。

　　这个制度一直执行到今。但是，中央不到北戴河暑期办公，但中央在北戴河的休养区的功能没有改变，不但老一辈及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照旧到这里避暑休假，而且体现北戴河特殊作用的做法也依然进行。比如就在该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北戴河看望了正在这里休假的部分医务专家和科技专家。此后历年，中央一线领导也都还来北戴河举行会议。西山(莲峰山)下南面的专用浴场及山海之间的公路，也戒备森严，公路除了公交线路外，其他车辆一律绕行。

　　由于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日渐增多，中直休养所的房子不敷使用，近年来中直一直在自有区域内兴建新别墅。这样还不够，2010年，中直将紧邻莲峰山公园、与自己一路之隔的国土部休养所并入，国土部另择新地重建休养所。2011年，中直开始在原国土部休养所内大兴土木，同时，将原来彼此相隔的莲峰山公园的道路也收入囊内，并因此关闭了莲峰山公园的南门。

 在在职和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里面，也有不到北戴河避暑休养的。据原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说，“在我们的记忆里，彭德怀元帅好像从不到北戴河，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说出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哪一幢喽。”而现在的领导人中，退下来的朱镕基前总理，也从来不到北戴河避暑休养。

　　北戴河三十多年来的变迁，成了一个中国政治特点的象征：每当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试图实行新政时，他们就会离北戴河远一点；但是为时不久，旧习就会悄然复归，甚至变本加厉。同时，院子越来越大，房子越来越多，围墙越来越高，警卫越来越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领导与人民打成一片、平常相处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再。北戴河与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彼此相隔的关系，还看不到终结的迹象。

　　(注：本文一、二部分较多引用了孙志升《大雨落幽燕——北戴河百年风云》一书中的相关内容，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