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变迁与中共的合法性：以官方话语框架为视角

　摘要：在对威权主义韧性的讨论中，政治说服对于合法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然而，目前尚缺乏一个解释说服所起作用的概念性框架。在这一背景下，框架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基础。我们认为，威权主义制度中的统治精英不断试图传播官方话语框架（official frames），以便重塑民众对精英领导的能力和他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决心的信念。在经验研究部分，本文讨论了中国的案例，中国共产党近些年来重新强调了说服对于重塑合法性的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用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框架和意识形态的观念性转换。

　　关键词：合法性；说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中国

　　导言

　　近年来，在关于威权主义韧性的讨论中，说服对于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说服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却未能得到充分讨论。为此，本文将框架分析视角引入政治合法性的讨论，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框架分析视角源自社会运动理论，它只是在极少情况下被用来分析国家机构的说服尝试。尽管有人提到，话语框架被国家用来进行合法性再生产，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表述。

　　依据比瑟姆（David Beetham）的合法性理论，本文认为，官方话语框架通过影响民众关于政治精英的核心信念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例如，重建民众对政治精英的领导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决心的信念。官方话语框架化尝试发生在一个持续性的反馈循环中，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合法性的欠缺，当局通过传播话语框架来消除民众的不满。此外，本文还认为，官方话语框架促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框架，这种话语框架在解释具体政策和事件方面起指导作用，并将它们整合进一个大的图景以赋予其意义。在政治体系处于社会和经济急速转型的情势下，意识形态的框架使得政治领袖能够平息民众观念中对于政权的不满，否则这种不满将会损害民众对其领袖的信任。尽管我们认为这一模式适应于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政体，但是在缺乏选举合法化模式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威权政体中，官方话语框架在重建合法性方面扮演着一个更为紧要的角色。

　　本文的第一部分意在澄清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政体下官方话语框架和合法性的关系；第二部分，我们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最近10年的说服尝试。中国对于我们的理论论证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因为：第一，近10年来，中共在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以及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现代化上倾注了大量资源，这显示了政治说服对于中共的重要性。其二，尽管普遍认为威权政体一般缺乏合法性，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中国的统治者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事实或许与其持续的说服尝试不无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确认中国的党和国家在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传播的那些官方话语框架，并指出这些话语框架旨在重建我们理论中所提出的那些核心理念。本文还表明，中共的官方话语框架十分依赖党的意识形态，从而也在不同的话语框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宏观的图景，以在政权的过渡进程中引导民众。

　　说服和合法性关系的概念化

　　在爱德曼（Murray Edelman）的观念中，“社会是……一个存在多种潜在现实的万花筒，其中任何一种现实都可能因为改变观察的框架和分类方式而被激发”[1]。据此，本福特（Robert D Benford）和斯诺（David A Snow）将“框架”视为“一种解释性图式，它通过有选择地对客体、情势、时间、经验和行为序列进行强调和编码，简化和凝聚‘外部世界’，并由此引导个体去‘定位、感知、识别和确认’发生在他们生活空间和这个世界的各种事件”。[2]因此，通过界定问题，分析原因，作出道德判断和建议补救措施，框架提供和修正了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提供了一个前景更好的视角。

　　因此，通过战略性地部署和重复某一类信息，或者通过将它们与“熟悉的文化符号”联系起来，框架化进程决定了人们如何关注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和记忆这一问题，以及如何相应地作出评价和反馈。话语框架研究起源于社会运动理论，起初它仅仅关注如何去动员社会力量，仅有少量的研究涉及官方的话语框架。尽管有研究已经指出官方话语框架意在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我们希望借助比瑟姆的合法性理论来填补这个空白。

　　在比瑟姆看来，民众的信念对于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因为提供了权力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他假设，忽略政治体系的差别，权力在如下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合法的：（1）它符合既定的规则；（2）这些规则可以被正当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信念；（3）特定的权力关系是由被统治者充分认同的。[3]

　　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取决于两个原则：“差别和分离的原则”以及“共同体和共同利益原则”。[4]按照比瑟姆的观点，差别原则关系到这样一些特性，它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以及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权威而辩护。在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权力规则只有在选择了合格的、排除了不合格的，并且确定了强者的统治和弱者的服从性的条件下，才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共同体原则要求统治者的权力应当服务于共同的利益。它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系起来，并表明，通过与前者合作，后者在既定的权力统治下是可以获得好处的。

　　如果民众在这些原则上的信念与政权的权力规则不协调，那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有缺陷的。合法性的缺陷有可能来自权力规则的变化，或者权力规则不变，而“信念的变化剥夺了支持规则的基础”，或者“环境的变化让现存的对权力规则的正当化不再可信”。[5]基于这一背后的动力，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次性且永恒地确立的，而需要在一个持续的合法性进程中不断重建。

　　将比瑟姆的合法性理论运用于对官方话语框架的研究，我们认为，推行官方话语框架旨在回应政治精英所觉察到的合法性缺失。政治精英通过恢复民众对精英的领导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意志的信念，将自身的权力运作框架化，从而应对普遍的不满。[6]这样一个持续的合法化进程可以被描述为政权的领导者和民众之间一个永久的反馈循环。[7]如果民众对新话语框架的反应显示，精英们没有能使权力规则与民众的信念相一致，而被感知的合法性缺陷依然存在，或者出现了新的合法性问题，那么精英们也就需要修正他们的框架化活动，以便创造更具说服力的话语框架。[8]话语框架的成功或共鸣取决于它们的一致性，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社会的“文化储备”，也就是它们能否顺应现存的文化表述、文化遗产和文化象征，以及它们是否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紧密相关。

　　由于官方话语框架的发声者绝不是唯一的，我们认为，在国家媒体和宣传中传播的官方话语框架，是一个政权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为解释支配权而进行斗争的产物。一旦统治精英决定采用一个特定话语框架，就意味着它进入了不同政治行为体为解释性权力而相互争斗的公共领域。由于具有威权和使用媒体的特权，国家被认为在这种争斗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威权主义政权下尤其如此，例如，在中国，媒体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党中央和国家机器可以利用广泛的宣传系统传播框架。尽管这一情形也适用于民主国家，但是官方话语框架化在威权主义之下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威权主义缺少合法化的另一手段——选举。

　　为了巩固合法性，官方话语框架不仅力图强化民众对统治精英领导能力和他们服务公共利益的意志的信念，也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以主导对具体政策和事件的解释。通过将个别的框架整合进一个大的图景，这一总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不仅确保了不同的框架之间的协调，也将它们纳入了国家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保证了它们与国家的“文化储备”相一致。

　　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我们采用了米歇尔·弗雷顿（Michael Freeden）的定义，他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建立在他对政治观念的理解的基础上。这些观念“本质上是可以争论的”，因为针对不同的观念环境，它们允许不同的诠释。因而，意识形态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容许争论的政治概念的组合，它通过将不同的政治概念放入一个特别的观念背景之下，从而赋予这些概念以涵义。在这一概念组合中，既存在对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的核心概念，也存在重要性较小的外围概念。[9]因此，当有新的概念进入意识形态，或者原来属于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概念被放大或者剔除，以至于意识形态的中心和边缘发生了变化时，就会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变动。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将官方意识形态看作一组经过整合的政治概念，它通过官方的阐释和更新，被用来强化政治合法性。尽管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就发声渠道和目的而言区别不大，但是它们在观念范畴上很不相同。官方话语框架处理具体的对象、问题和情况，而官方意识形态要抽象和复杂得多，因为它需要将不同的概念纳入一个更大的图景。因此，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相互支持的：官方话语框架将意识形态的一般性概念运用于日常政治生活，从而以实在的内容充实了抽象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官方话语框架的理论背景，通过在不同话语框架与它们的主要概念组成之间建立联系，创造出了一幅更大的图景。

　　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些理论背景尤其重要，因为，共产党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组织，标榜其政策制定源于理论基础。[10]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生急速转变的时期，官方意识形态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要为话语框架提供观念基础，正是这些话语框架主导着对转型过程中的成就和问题的阐释。这样一个长期的视野，或者说一个大的图景，将举国的集体历史记忆与一个被允诺的美好未来联系了起来——它的实现则有赖于领导者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决心。

　　由于在合法性的背景下，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官方话语框架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因而我们认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与官方话语框架的变动是相对应的。另外，考量它们是否成功的标准也是一致的：为了产生共鸣，它们需要建立在既有的文化叙事上，同时需要兼顾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因此，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框架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适应和连续交替发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案例

　　在本节中，我们将用上述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案例。中国领导层的政治说服值得加以分析，首先是因为，中共在近些年里更新了宣传机器，同时也致力于将党的意识形态现代化，这显示出，它认为政治说服是应对被察觉到的合法性缺失的重要方式。其次，尽管长期以来威权政体都被认为缺乏合法性，但是对许多研究者而言，这一普遍结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都保持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合法性。

　　尽管中共领导的政府总体上获得了很高的政治信任和普遍的支持，但是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精英中对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还是非常活跃。除了诸如苏联解体这样的外部因素，因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担忧主要源自经济增长下降的可能性，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构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另外，数十年来快速而不可持续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如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这些转型过程中的缺陷不断被发现，并诱发了广泛的不满，而这在中共看来，已经对政权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中共通过革命创造的历史合法性的耗尽也困扰着统治精英们。对于年轻一代领导人而言，他们不具备与中共的革命历史相关的个体关联，对他们而言，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很多要素不过是明日黄花。针对这一状况，最近几年来，中共日益重视政治说服的作用。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明确并分析近10年来那些被中共用来为解决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而进行宣传的主要框架。

　　数据和方法

　　我们对话语框架的分析建立在2001年至2011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原文的基础上，全国人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核心议程就是听取国务院总理报告一年来的政府工作、成绩以及来年的具体计划和目标。尽管这些工作报告并不由中共授权，但是它们的草拟是在党的领导层的密切合作之下完成的，并由党的领导层批准。

全国人大及其工作报告也是向民众传递党的政策和党的核心理念的主要方式，政治精英的表现也由此传递给公众。该会议在中国被看作是重大的新闻事件，媒体会向公众做广泛的报道，核心的文件也会通过网络发布。[11]这些在工作报告中运用的核心概念和表述会给媒体报道党的政策和政府的工作提供导向。因此，这些工作报告对于中共的政治合法化而言至关重要。此外，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年度会议只发布简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5年才召开一次，所以上述工作报告是可进行年度比较的主要官方文件。

　　尽管我们主要分析胡锦涛执政时期传播的官方话语框架，但是为了认识官方话语框架的动态和变化，我们也分析了江泽民时代的工作报告。通常情况下，这些工作报告会大量地袭用之前的工作报告，以显示连续性和保持叙述的一致性。为了看起来更自然，报告的基调也会根据作报告的总理的个性和风格做部分的调整。在我们的样本中，2001年到2003的年度报告是由朱镕基总理作的，因而它们也被算入江泽民任期内。在2004年至2011年，报告是由温家宝作的，它们出现在胡锦涛任期内，后者在2002年接替江泽民成为总书记，并在2003年接替江泽民成为国家主席。

　　我们的分析集中于与国内的事务相关的话语框架。为了确立主要的话语框架和相关的概念，依照框架分析方法，我们用了定性数据分析软件MAXQDA，通过多轮的开放式编码来确立核心话语框架和概念。然后，在由此确立的图式基础上给数据再编码。为了检验胡锦涛时期内既有的概念被进一步发展或者引入新的概念的事实，我们在一致的概念上引入了字数统计。这是以开放编码时分配给每个概念的关键词为基础的。接着，我们比较在三个相同长度时期每个概念被提到的次数：江泽民时代的一个时期(2001—2003)、胡锦涛时代的开始时期(2004—2006)和胡锦涛任期后期(2009—2011)。

　　话语框架是可以信赖的：胡锦涛治下的官方框架化

　　根据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我们确立了六大话语框架。与我们的主要观点相一致，这些话语框架均致力于统治合法性的再生产：其中一些话语框架侧重领导者对公共利益的奉献，而另一类则突出政治精英的领导能力。

　　究其实质而言，所有的这些话语框架都促进着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建构着更大的图景，这一图景将单个的框架联系起来，并赋予其总体意义。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各项政策因此也就被嵌入一个长期的视角中，这个视角既具有历史维度，又具有未来向度。对党领导中国走向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使命的暗示和对中共致力于造福全体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强调，突出了政治精英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指出党的政策具有理论基础、它应对挑战的表现以及它克服种种缺陷的意愿，又突显了领导精英的能力和素质。接下来，我们要仔细地考察单个的框架，之后再讨论它们的连续性和适应性。

　　历史使命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统治均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框架的基础，这一框架主导了对改革进程中种种问题和成就的解释。这一框架旨在提供一种长期视角，将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与未来的图景相联，二者都将党描述为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合法权威。因而最高的公共利益和党的领导能力也就通过与革命的历史和中共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的联系而得到界定。在这一背景下，重复民族主义的话语强调中国共产党决心服务于公共利益。

　　用朱镕基的话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新的辉煌征程”。他强调，“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同样，温家宝也强调中共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斗争的“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和“艰巨而光荣的责任”。他指出：“回顾五年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未来发展，催人奋进。伟大的祖国已迈上新的历史征程，前景无限美好。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理论基础

　　与共产党自我描述为一个科学组织的传统相一致，朱镕基和温家宝都将党的政策描述为一个综合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两任总理都强调，党的政策具有理论基础，而这也是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的要求。党的科学性及其指定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具有理论依据的发展战略，就是将中共界定为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政党的话语框架的核心特征。这一论据在胡锦涛时代具有了新的重要性，胡锦涛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指出了党的理论基础和党作为科学组织的领导能力。

　　朱镕基和温家宝均致力于消除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主义只是无关中国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遥远的思想。他们都意识到了过去的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不再那么动人，因而急于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切实”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的可行方式。中共强调它制定政策时的“现实和实用方法”，并许诺“使各项政策更加符合实际、经得起检验”。为了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的实际益处，温家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在这里也就被理解为具体政策措施的指导性理论基础，它考虑到了不断变化的环境。温家宝还说：“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为灵丹妙药的发展

　　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将经济发展作为使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梦想的灵丹妙药。通过提及邓小平的著名路线，朱镕基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温家宝也同样认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

　　尽管发展被界定为主导性的政策目标，但是现代化和经济改革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产生的必要条件。朱镕基和温家宝虽然都将发展视为首要任务，但他们在发展战略的细节和发展的直接目标上并不一致。为了回应改革初期的快速经济增长产生的问题，朱镕基主张更加“综合的发展”，以平衡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虽然温家宝同意这一点，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思想，即“协调发展”。面对中共面临的合法性挑战（这一挑战源于社会不公和经济滞后造成的公众不满），温家宝更关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和地区均衡，更强调党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方面的决心。胡锦涛治下对这些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与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创新（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相连，它们都强调党在认真处理人民的问题，并且有能力制定一个长期的、具有理论基础的战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民的首要地位

　　经济增长并不被认为是目标本身。面对着中共统治遭遇的日益加剧的挑战，两代领导集体都承认，不能再以革命历史为由，将人民对党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相反，人民依据政府解决其急切需求和问题的能力来评价政府。为了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党的唯一宗旨，是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并增进人民的福利。

　　朱镕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现一个较为谨慎的目标，即保证“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通过切实改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证人民群众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来实现邓小平说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胡锦涛执政时期又更进了一步，不仅将解决关系人民福利大局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放在首位，而且提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在更大程度上造福人民。因此，温家宝提出：“我们要牢记……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

　　此外，胡锦涛执政时期不仅关注人民的福利，而且关注人民的幸福。温家宝将社会和谐的思想与幸福联系起来，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通过和谐这一概念，儒家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被纳入了党的框架中，由此也将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储备联系起来。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和稳定，必须让全体人民都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温家宝强调：“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

　　面对挑战的表现

　　强调政治精英面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威胁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就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朱镕基和温家宝都强调，不论是复杂的国际局势，还是自然灾害和流行病之类的威胁，都没有能使中华民族停止发展的脚步。通过几乎将每一年都描绘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两任总理都在几乎所有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共的成就“来之不易”。这些“克服重重困难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巨大成就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因此也就凸显了中共的独特的执政能力，并且这种能力会随着克服每一个障碍而获得的实际经验不断得到加强。

　　中共取得的成就还要归功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中国经济才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回升向好”。这也就强调了中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温家宝提出：“这些辉煌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极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奋勇前进。”

　　克服缺陷的意愿

　　尽管在面对挑战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共也承认在政府工作中存在不足。朱镕基和温家宝都强调政府非常愿意进行自我改革，以克服这些缺陷，因此也就假定中共具有高度的自我批评意识和道德优越感，从而证明了中共领导中国人民的卓越能力。此外，温家宝还提出，领导的工作应该考虑到人民的期待：“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连续性与适应性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所推行的官方话语框架显示出高度的连续性。他们的主要目的都在于构建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的历史基础上的、一致的顶层框架，由此凸显中共领导中华民族完成过渡阶段的独特资质。尽管这些话语框架通过不断被修正以适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并符合党的各项政策，它们仍然被嵌入了这样一个大的话语框架中，这个总的话语框架将所有强制性的政策变化和过渡阶段产生的潜在困难，都描述为党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是在中共的领导下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

　　尽管政治精英的总体框架化尝试强调的是连续性，但在话语框架内部，在一些相关概念上，甚至是党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关键的渐进性修正。这种适用性是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的要求，也是对困扰着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合法性危机这一核心问题的直接反应。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带来的问题，这些话语框架方面的修正针对的正是这种社会意识，它回应了人们日常的社会经验、问题和不满，因此也确保了话语框架的适用性。最重要的修正在于人民在决策和总体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这些适应性话语框架也被纳入总体的话语框架内，它们允诺修补损失、改善前景，从而最终让人民感觉到暂时遭受一些困难是值得的。

　　在胡锦涛治下，江泽民执政时期所承诺的“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进一步被提升为承诺在决策和发展进程中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实现了从“服务人民的基本权益”话语框架到“人民至上”话语框架的转换。中共领导层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承诺不再局限于人民的基本权益，而是包括了人民的幸福和总体社会和谐，后两个概念都是胡锦涛时代新引进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