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对中国的评论

德国有两位大师立场不同，未曾见面，却一直在对话，对话核心之一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分析道，讲犯罪分子违反了法律，技术层面上是对的。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法律也在制造犯罪分子。没有形形色色的法律，也就没有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

分析更为深刻的是韦伯，他在1911-1913年写到：在中国的官僚制社会中，官府的独断专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机会伤害巨大。统治者和官僚要么攫取和垄断发展的机会，使私有经济的资本形成断绝来源；要么通过政治传统阻止经济创新。因为缺乏政治上和程序上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在中国就有这样一种状况：商人看着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朝令夕改、天意难测；看着统治者及其官僚们的好恶无常，因此个别的人可以发财致富，只要他精明地审时度势，利用特殊关系，特权一到手，机会就无限。但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很难发展起来和正常运作的，因为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大众市场的需要组织各种生产要素，长期生产和销售，必须依赖对事态的正确计算和预测，必须指望法治的持续、可依赖和客观公正，指望法律机构和政府的合理的、可以预测的运作。

韦伯一百年前的表述，依然可以应用于当代中国。法制不稳定不透明下的社会环境，只能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视野、投机心态，乃至欺诈性的普遍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