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腐败普遍化。当今社会，腐败已经成为被默认的社会潜规则，虽然大家痛恨，但却不得不学会适应它。从生孩子，到读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找工作、看病、做生意，寻租如影随形。一旦腐败成为社会大环境，就个别官员而言，腐败便成为身不由己的入乡随俗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久而久之，腐败者就不再有罪恶感，因为自己只是个“正常人”而已。
金额扩大化。最初，腐败主要是通过送烟送酒和礼物。如今，行贿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隐蔽，金额也远非昔日可比。可以说，现在送烟送酒已经不再被归入行贿的范畴，取而代之的是名表、房产、购物卡，乃至股份。杭州副市长许迈永单笔受贿就高达800万美金。“房叔”、“房妹”、“房姐”、“表叔”、“表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涉案金额也从百万、千万上升到动辄数以亿计。
3、向上蔓延化。仅2012年一年，就有薄熙来、刘志军、李春城等重量级官员落马，举国皆惊。高级官员的腐化，危害极大，会产生“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传导效应。更重要的是，在现行的体制框架下，高级官员可以轻易地干预司法和纪委系统，导致“反腐体制”基本失效。重庆唱红打黑的背后，掩藏了惊人的高官腐败，佐证了“一把手”腐败的巨大危险。与高官腐败相伴随的是腐败的网络化：刘志军的落马，更是揭开了“铁道部窝案”的盖子。一个“赵红霞”就能涉及重庆10名高官，一个“公共情妇”李薇就能把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一批高官网罗裙下。
二、反腐低效的反思
反腐是世界性难题。远的不说，如今以廉洁著称的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也是腐败常态化，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中国内地的腐败成因更加复杂，反腐也更加任重道远。
第一，道德治国的思维陷阱。儒家思想推崇“以德治国”，认为通过道德教化能让官员廉洁自律。这一假设违背了“人性自私”的铁律，其结果往往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而且，以德治国的思维，导致了法治和权力制衡的缺失，最终社会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难以摆脱“历史的周期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深刻地指出：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两千年来所有问题的症结。即使在今天，高级官员的薪酬与其权力极端不对称，这也是道德治国的表现。高薪，虽非养廉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第二，政府权力空前膨胀。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官员感受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寻租资源，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嬗变成了“到处乱摸的手”，在很多领域的改革都出现了逆转，例如公众呼声较高的“国进民退”以及“地方政府公司化”。以改革之名，行扩权设租之实的情况屡见不鲜。“发改委”只搞审批不管改革，证监会只搞审批不管监管，皆为例证。
第三，制度设计漏洞。长久以来，中国的哲学家纠缠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争论。由此出发，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儒表法里”的体制，即表面上呼吁人性本善、高举道德旗帜，但实际上采用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推行震慑百姓的严苛法纪。遗憾的是，道德治国带来的是贪腐盛行，严刑管束带来的是揭竿而起，总在历史的漩涡里打转。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源于一个基本的发现：人性既非善亦非恶，而是自私的（“自私”是一个中性词）。如果能有好的制度设计，自私就能成为“正能量”。于是，在经济领域，鼓励每个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奋斗的市场经济大行其道；在政治领域，则从每个人都是靠不住的思想出发，构建了政府、国会、法院的精巧制衡，并辅之以媒体的自由监督。
简言之，中国现行的腐败问题，根源于法治的缺失，以及制度设计的漏洞和政府部门权力过大的现状。官员道德堕落，只是腐败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很多官员其实是制度的牺牲品。
三、反腐的真正出路
虽然都知道要制度反腐，但长期以来在制度反腐方面的进展却令人焦虑。笔者以为，惟有在以下方面推进制度改革，反腐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1. 明确顶层设计
GDP崇拜是当前政府官员寻租的一个重要背景。虽然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但实际上中国依然是“经济建设型政府”，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趋势。政府不仅大举招商引资，而且通过土地出让金、地方融资平台、国企等直接或间接涉足经济活动，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而成为腐败的温床。李克强说：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一点，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
2. 让“新两个凡是”落地有声
目前，各级政府还保留了大量与市场经济相悖的审批权，尤其以发改委和证监会为甚。审批权的存在，不仅导致严重的“跑部前进”的寻租现象，而且扼杀了企业家精神。前几年被大力整肃的“驻京办”现象、证监会近千家公司排队等待IPO，就是最好的注解。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新两个凡是”如能落实，很多腐败的空间注定烟消云散，这当然令人无比期待。但从36条和新36条令而不行的情况来看，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最近，习近平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抓住了反腐的“七寸”。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呢？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方法包括：（1）权力制衡。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就说：“权力过分集中，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司法独立。法治的精髓就在于约束公权力。一个社会如果实现了司法独立，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被关进了“法律的笼子”里，而人们在重庆事件中看到的却是少数人可以轻易地把法律变成“党同伐异”的个人工具和玩物。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权力就可能把百姓关进笼子里。
4. 充分的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约束公权力的终极力量，也是其他反腐机制赖以生效的前提。离开充分的社会监督，再好的制度设计最终也会变样走形；离开社会监督，再惊人的腐败案件，最终也会不了了之。人人皆知香港廉政公署，其实比公署更有力量的是媒体。是媒体发现，特首候选人唐英年违规兴建地下室；是媒体发现，唐英年婚外情；是媒体发现，特首曾荫权出访房费超标；是媒体发现，现任特首梁振英山顶物业违规改建。而且特首没有关闭媒体、查处媒体负责人，而是自己哽咽道歉。即使在内地，近期网络反腐、微博反腐的巨大威力说明，社会监督才是反腐的天罗地网，关键是执政者有没有接受监督的政治勇气。
其实，扩大社会监督，也是化解既得利益阻挠的有效方法。许小年教授说：“政府自己改自己非常难。必须意识到这次改革和三十多年前大不一样：离开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没办法克服既得利益。媒体开放是民众参与改革最直接渠道。”
5. 有条件的特赦
推进反腐的制度改革，最大问题在于会遭遇官员阶层的竭力阻挠，在贪腐普遍化的社会更是如此。一方面，官员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即便愿意放弃权力“重新做人”，也会担心日后遭到清算。在这样的情形下，以特赦换取官员支持改革是“次优解”。20世纪70年代前贪腐在香港非常普遍，大到小贩营生，小到医院护工帮忙，贿赂成了生活一部分。1977年香港廉署逮捕260名警员，导致数千名警员游行，其中一些人袭击廉署总部。因担心香港陷入无政府状态，港督颁布部分特赦令，对1977年1月1日前除极重大案件外的贪污停止追究。
在内地推进改革，可以借鉴香港经验，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特赦之后建立的体制必须的确能够实现“浴火重生”。否则，如果特赦之后无法消除贪腐的制度基础，这样的特赦就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只有在指定期限内主动上缴受贿所得的官员，才能得到赦免。如果满足不了这两个前提，就不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是一招险棋。
四、领导力是关键
反腐，最忌讳的是“选择性反腐”。一方面，选择性反腐最终难免会沦落成为权争的工具，失去应有的威慑力；另一方面，选择性反腐也会失去其“公平性和正义性”，从而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支持。最近，习近平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杜绝选择性反腐。
反腐改革，其成效端赖于领导力。而领导力的本质就是以身作则、勇于牺牲、不怕风险。
1948年，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蒋经国来到上海“打虎”，并庄严誓师。扬子公司董事长孔令侃（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被举报。蒋经国下令搜查扬子。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一起，大吵一场。蒋介石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赶回。他将蒋经国痛骂一通。蒋经国十分消沉地说：忠孝不能两全啊。打虎行动戛然终结，市场信心瞬间崩溃。蒋经国天天喝酒，以至于狂哭狂笑。历史殷鉴，必须铭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