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芒斯说，制度可以扩张个人的能力。意思是说，由于人的规则和组织，众多的人可以把资源放在一起，并实行集体行动，就可以做到众多个人分别去做的总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军长一声令下，就会万炮齐鸣。这在部落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张岩在《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一书中说，图腾就是一个部落整合的文化标志，它本身就有了某种“神力”。部落之间的战争或联合的故事就是“神话”。然而，如果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发展中对制度生成的这种神话还有惯性的记忆的话，就会把对制度神力的崇拜转移到僭越权力、劫持制度力量的人身上。他们似乎有了神力。
不过，僭越的权力究竟是不合法的，劫持的制度力量也不是这个男人本身的力量。所以这个冒充的巨人的影像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这足已给一个普通女孩带来错觉。对她来说，男人魅力不仅是占有资源多少的外在信号，也有独立的价值。前者会诱发她的经济人计算，后者则会诱发她的纯粹的情感。然而，几十万年的历史还没来得及演化出分辨什么是本真的男人魅力，什么是假借公权力的男人魅力的心理本能。所以一般而言，女孩们多半会被某个官员周身的光环晃了眼睛。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务实，有的人看重感情。重庆不雅视频的女主角赵红霞显然是前一种人，而常艳很有可能是后一种人。
而对于这类男人来说，他们很乐于利用这种模糊性来诱使更多的女孩上钩，这有点儿像生物界的虚张声势策略。虽然常艳一开始表现得很务实，但她根本是被“衣老师”的虚假魅力误导了。而“衣老师”只是想利用权力边界的模糊性来占点儿便宜，用既定的权力资源在更多的女孩间周旋，却被不满足于物质利益的常艳揭穿了。“衣老师”只有投降，对常艳言听计从。但这样一来，不仅使常艳证实了“衣老师”确实有“其他女人”，她所追求的排他的感情更为渺茫，而且也还原了“衣老师”的真实面目：除了滥用权力所暗示的资源占有外，他非“俊卿”。这也许是她最后与“衣老师”决绝的重要原因。
应该承认，常艳所写“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不仅具有政治学的文献价值，还有演进心理学的文献价值。在与官员们的博弈中，女人们在付出代价后逐渐学会了分清真、假男人魅力。我们可以猜想，“不雅视频”是多次博弈的结果，因为一开始男人们并不认账。官方加于赵红霞头上的“敲诈勒索”罪名，可能只是想用这种方法让性受贿者兑现承诺。常艳的这篇纪实文字也具有视频同样的功效，这也许起因于她对性贿赂不能奏效的担心。
在另一方面，这些男人们也并不想分辨清楚，什么是自己本来的魅力，什么是滥用公权力所假借的魅力。作为凡人，他们倾向于相信有利于自己的错觉，仿佛自己相貌魁伟，魅力四射。所以才官场中才会有炫耀情妇多的风气。他们不仅好色，而且虚荣。他们真以为，女人们投入自己的怀抱是因自己确实有魅力所致。被这种错觉所骗，才会有那么多重庆官员没有察觉到赵红霞背后藏着针孔摄像机。其实，将与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称为“情妇”，实在是亵渎了“情”字。因为“情”与排他和专注有关。占有的女人越多，情越少。他们实际上获得的，只是较多的物欲满足，与更多的货币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官员占有的女人多寡与他可以滥用的权力程度成正比，所谓官员“情妇”的数量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公正与有效的外在指标。在中国，据说95%的贪官有“情妇”。平均每个官员的“情妇”也很多。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市委书记就可能有十数或数十“情妇”，创记录的，是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竟有108个“情妇”。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也很低。只要手中实际掌握的公共资源很多，且不受监督约束，职务低并不是障碍。这正说明，中国制度结构存在着系统性的错误，真正腐烂的是制度的腐败。
因此，如果人们仅把贪官情妇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就忽略了这一现象重要的警示意义；如果执政党仅把这一现象看成是贪官的“生活作风问题”，就是对现有制度崩坏程度的严重低估。实际上，这种扭曲的两性关系正是扭曲的政治关系的反映。在这种关系中，男人更猥琐，而女人更“爱”猥琐的男人。消灭 “官场情妇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是对官员滥用公权力的有效限制，这同时也就剥掉了官员身上那张夸张的画皮。当政治关系恢复正常时，两性关系才会回归自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