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历代中国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秦始皇执政的合法性在于统一了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 刘邦的合法性在于打败了项习，隋朝的合法性在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唐朝、宋朝、明朝的合法性皆在于结束了战乱，重新统一了国家。爱新觉罗氏的大清的合法性在于打败了李自成乱党，挽救汉人于水火之中。但是他们的合法性都是有时效的，时效一过，政权就会垮台。秦始皇希望政权传之万世，然而仅过了十几年，政府合法性就丧失了，又没有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础。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增强政府合法性，都把禁锢民众思想、发展经济和抵御外敌作为新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在过去的2000年中，有1820年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连屡屡出昏君的明朝在经济上的表现也相当出色。明朝中期，政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于是便有了张居正的改革，但是改革最终仍没能避免亡国的命运。李自成本来很有希望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但是他只知破坏而不搞建设，不发展经济，因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又对即将到来的外敌入侵没有丝毫的警觉，所以大顺政权垮台了。晚清因未能抵御外敌入侵而在1912年失去政府合法性，随后的中华民国因推翻了清政府而短暂的获得了合法性，国民党与1928年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短暂的获得了合法性，1937年国民党打着抗日的旗号巩固了合法性基础，继续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然而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有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而短暂的获得了合法性。

二、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共产党从未放弃过用民族主义为旗号和语言来作为自己政治支持的合法性的基础。在当时，作为一支非法的、反政府的力量，共产党不可避免地将其意识形态作为某种合法性的来源。事实证明，共产党是引导人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唯一领导者。因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国家本质是代表人民的，政府也同样如此。当时政府存在合法性的基础是建立在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绩上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以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满足了最广大人民的需要，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土地改革，使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获得土地。从此，农民翻身作了主人，不再受剥削。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上，党采取了适当的政策，即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合法正当利益，又满足了广大人民的普遍利益，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党提出的过度时期的总路线，对工业、手工业的改造是成功的，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经历了三个阶段。

（1）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时期（1949年10月～1958年3月）。这一时期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新中国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功绩，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优良的纪律，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1953～1956年，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刻变革。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重要思想。

　　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在全社会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这一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是很有感召力的。可以说，党执政初期的合法性有非常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人民非常忠诚于党，非常认同党的领导，并自愿接受党的领导。

　　（2）以领袖魅力为主的时期（1958年3月～1978年12月）。这一时期是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也由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基础逐渐转变为主要以领袖魅力为基础，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了极端强化。

　　逐步形成以领袖魅力为主的合法性来源特征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紧密相连的。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党内就开始出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谦虚谨慎，头脑也比较清醒，对个人崇拜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因此，个人崇拜的势头没有太大的抬头。但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他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发生动摇，开始鼓励个人崇拜。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强化，个人崇拜的形式愈演愈烈。这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转变成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这一时期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的不断加强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明显的冲突，使社会主义思想不能继续作为党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有力支撑。“三大改造”过程中已经出现过急过快的明显倾向，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56年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1958年又开始展开了一场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运动”。此后，左的倾向基本上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更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这种极“左”路线实际上都是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不相容的。

　　第二，这一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渐强化，开始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制，这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民主观念是难以兼容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的特殊形势和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它不符合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渐强化，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开始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制。这种体制开始影响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行使和积极性的调动；干扰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和发挥职能作用；造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和特权等现象。

　　第三，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酝酿和进行改革，并由此导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转换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改革，重点放在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开始运用必要的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手段。但是，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加上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干涉，这一时期的改革先后夭折。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发生，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后来发展到两党、两国关系中断。这些事件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开始产生质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转变的国际背景。

　　（3）以统治绩效为主的时期（1978年12月～现在）。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去世后，作为党执政合法性来源基础的个人崇拜开始逐渐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基础面临着重建的任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此后，邓小平在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方面采取了与过去相比明显不同的策略，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以执政绩效为主的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再次被纳入中国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奋斗的现实目标。邓小平通过对国情的慎重考虑和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分析，概括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这一战略目标和步骤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以及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社会发展指标。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还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可以看出，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统治绩效的，并且把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归结为良好的统治绩效。后来党的领袖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邓小平这一方略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回顾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统治绩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贫困人口数量大量减少，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中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开始走上富裕安康的道路，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成为这一时期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一）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即经济连续增长8年至10年后会出现经济危机，也就是经济负增长），如果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由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来支撑，这种合法性来源就会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政绩大小固然能够直接反映在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升降上，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永远是政绩，而永远不犯错误。如果政党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政绩上，只是建立在GDP 的增长上，那么，一旦出现失误，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会严重动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1年的33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9.6%，其中1992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2%，增长率最低的年份是1990年，也达到了3.8%.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在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周期性波动现象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判断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由此就会导致寄托于经济增长之上的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不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国民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1952年至2000年台湾保持了年均8.1%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48年之久，然而当国民党无法继续让台湾经济高速增长后，政权便垮台了。虽然一些学者非常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30年，但是有的外国学者指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多只能持续到2020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构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原先全能无限型的政府模式已根本不适应引入市场机制后社会结构日趋分化和重组的现状。尽管中共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多有作为，从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致力于建设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合法性基础；及至90年代后期，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开始注意通过促进社会公正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并且，中央高层领导还尝试构建合法性基础的新的理论框架。从倡导“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同时，还注意将民主法治纳入合法性基础的范畴。甫进入新世纪，又开始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在继续通过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并举来巩固和拓展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同时，又回归党的传统，提出以人为本的“新三民主义”的根本政策导向。应该说，所有这些努力产生了一定成效。也正因此，当世界上不少社会主义大党老党或消失或改弦更张之时，中共却以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旗帜仍能卓然于世界政党之林。
　　但不能不看到，中共虽然在政策理念及基本理论创新上固有不少建树，但离付诸实践还有相当差距。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正在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社会转变，多元化、多样性已成为我们社会的新特征，并且，由于这种社会转型仍在进行之中，目下的中国实际上还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社会，在这里，历时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共时态地存在，从而使得情况的复杂性及其风险性较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严峻。传统的执政方式在封闭状态下尚且有力不能逮之处，在情况远要复杂得多的开放状态下，显然更不可能以执政党的有限力量资源来有效应对和满足多元化社会中每个公民多向度的要求。而一旦这种有效性减弱到使大多数民众产生不满或失落时，在目前事实上权力主体尚单一的状况下，这些不满势必会悉数发泄到执政党身上，从而极大地消蚀党的政府的权威性资源，极易出现“软政权化”现象。
　　退一步讲，即便执政党寄望于通过单纯的经济政绩来博取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同样远非万无一失。据一般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政府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对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累积确有相当作用，但就大众角度而言，从根本上说，合法性实际上就是社会对政治的支持，而政治支持即公众对政治体制持积极的态度。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威权体制下，与经济维度相比，政治维度对政府信用(即合法性)的影响更大，也即在这些国家，其经济所得并不能补偿政治控制或社会不平等所失，若以政治民主或社会平等为代价来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将降低而不是加强对威权政治体制的政治支持。换言之，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良好绩效，并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及其长治久安，以此为基础的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是有限的。如印尼经济曾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但只因一次经济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便引发了社会的全面动荡，政权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其它像韩国的全斗焕政府、日本自民党以及印度人民党等，亦莫不如是。在当下中国，业已产生的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相对被剥夺感，同样印证着这条规律。那么，威权体制能否在自身的努力范围内，完成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妥善处理好阶层分化现实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引导的矛盾以及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的碰撞?对今天的中共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
　　合法性的获得不是一劳永逸的，“许多政权的合法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对此，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在政党政治的现实当中，任何一个政党在参与政治、影响甚至控制社会和政府的过程中，其能力都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政治惰性”。这种“政治惰性”即是指政党治国理政方面的效果递减。世界经验表明，不少政党随着其执政地位的日益巩固，党的组织规模不断加速度扩大，政党无组织力量的生长、政党组织结构的老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僵化都极可能产生。特别是一些大党由于长期执政，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具有先占性优势，致使“政党官僚化”和“官僚政党化”的现象普遍出现，由此使其党力随着其政党规模的扩大反而逐渐呈现出衰退、弱化的趋势。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国国民党都没能跳出这个“怪圈”。这种现象反映出政党规模发展与其党力党势增长之间的一种此消彼长、反向运动的关系，揭示了“小党”未必是“弱党”、“大党”未必是“强党”的现象。而出现这一“怪象”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传统大党执政理念及其方式不能与时俱进密不可分，从而失去了继续赢得广大民众支持的社会基础。如在苏联解体前夕，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利益的仅占4％，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则高达8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已不认为共产党是自己利益的代表，因而此时所谓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实际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内部却已锈迹斑斑，一遇“地震”，大厦的轰然倒塌也就势所必然。诚如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时所说：它未能及时觉察那些早已飘然而至却又无法回避的变革，结果它被社会孤立起来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一现象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因为若干症状在其身上也已局部显现。
     当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对政党而言，也必须适时地从传统的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变，从过去政党管理的“善管”转向政党治理下的“善治”。这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较长时期以来，关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被认为早已解决了的课题，其理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具有较其它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先进性；而通过革命武装斗争所奠定的党的执政地位，也始终被认为因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而不容置疑。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就执政党的地位来说，仅有历史的选择已远远不够。历史的合法性解决的是“凭什么执政”，而现实的合法性要解决的则是“凭什么继续执政”。200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是以其对这一客观要求的深刻洞察与把握，不但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且从要求全党确立五种能力，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达到提升执政的有效性、提高党在民众中的认同度，从而确保执政的合法性。这说明我们党已经从传统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向以阶层平等互动为基础的善治理念转换，正在以改革的态度来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

（二）中共面临着多次的合法性危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法性危机发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及其同僚将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服从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以此解决了第一次危机。

　　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重新追求个人幸福的新的合法性。在20世纪末，这一方法似乎取得了成功：没有出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然而，在腐败和可能的经济衰退面前，基于经济表现的合法性要求是十分脆弱的。江泽民时期的政府沉重打击了一些非法的政府活动。尽管如此，腐败和滥用权力仍然是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稳定的长期威胁。

（三）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多重威胁

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威胁是法轮功。1999年，这个组织数万名法轮功的拥护者在中南海门前示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种不祥征兆，可能会削弱当前的政权，而且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要求的一种意识形态威胁。

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另一个威胁是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腐败愈演愈烈，对政府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中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起，主要原因都是民众对官员腐败不满。

四、中国共产党对合法性挑战的回应

　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的第一种措施是努力创造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繁荣，提高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201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的数量从1978年的8亿减少到2亿，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形下（美国、欧洲均为经济负增长）中国仍能取得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堪称神话。

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的第二种措施是严厉打击腐败，提高行政效率。从1993年以来，每年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纪委都会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反腐败的工作部署，反腐工作20年来一以贯之，从未松懈，有哪个政党能办到。从1993年起，每年都会有2万个贪官落网，被判刑。从1998年起，每年都有10名左右的省部级高官落马。包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过去的30年里每隔5年就进行一次政府重组，有的部门被创建出来，有的被取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的第三者措施是扩大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为了扩大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就需要不断的吸收新党员，尤其是吸收知识分子、大学生、致富能人、私营企业家加入。这项措施导致党员人数从1982年的4000万发展到现在的8200万。但是共产党缺乏清除意识形态的机制，为了巩固执政基础，拼命的发展党员，而不顾党员是否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对于那些入党动机不纯的党员又不清除他们出党。

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的第五种措施是继续实行愚民政策。主要在中小学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灌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伟大光荣的政党等思想。

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的第六种措施是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新闻自由。主要是实行网络管制，聘用管理员删帖，禁止反党言论在互联网上存在；实行出版审查制度，禁止反党书籍出版；实行新闻审查制度，禁止反党新闻稿出版；实行集会游行审查制度，禁止任何反党、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比如韩寒的博文被删就是个例子。

中国共产党的可以采取的第七种措施是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虽然中国的治安不太好，抢劫、偷窃事件时有发生，但比起美国来算不错了，至少我们走在马路上不必担心会被乱枪打死。美国可就不一样了。

中国共产党可以采取的第八种措施是严厉打击异议人士。比如刘？晓？波之流肯定会被当局送入监狱。

　中国国家可以采取的第九种措施是适应，即将来满足国家的需要而发生的进化行为。由于摒弃了许多传统的毛泽东主义政治和经济思想，中国的党国体制摆脱了苏联共产党的厄运，有选择地引进国外的思想和商品，把自身定位为国家稳定、安全与繁荣的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适应呈现出多种形式。2000年，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企业家和私营部门的工人入党。与此同时，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修订后的宪法。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包括如下规定：进一步承认私有财产，承诺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权利，并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取代日益衰落的保护国有岗位与基本需求的“铁饭碗”体制。

　　更广泛的国际交往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人们对党的冷漠，甚至有时直接进行抗议。因此，这个适应过程变得非常困难。不可否认的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仍然是整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