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该“轻推”吗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读过《轻推》(Nudge)并且对它爱不释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轻推》罗列了将满腹怀疑的选民变成盟友的窍门——还有什么能比这本书更让政客垂涎三尺的？

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的《轻推》出版于2008年，它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洞见，展现出人们的选择是多么不可靠和不理性。书中提议了一些方法，“哄劝”人们做出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例如，将香蕉而不是饼干摆在学校食堂的显要位置。“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的说法风靡起来。奥巴马一度聘请老友桑斯坦教授为高级监管顾问。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倾心于这一概念，他向塞勒咨询，并成立“行为研究小组”(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但这种“自由意志家长制”涵义模糊，作用好坏参半。或许它的自由意志一面能动员公众支持一种21世纪政府的新愿景。但是，或许它的家长制一面也给目标群体造成不仅专横而且猥琐的印象。美国公立学校在联邦政府的怂恿下和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鼓励下提供更健康的午餐，但孩子们难以下咽。于是官僚机构最近难堪地后退，恢复提供花生酱三明治。在英国，“轻推小组”（即上述行为研究小组——译者注）利用更换驾照的时机，怂恿申请人死后捐献器官。但小组的工作有很多涉及利用新方法唬住人们，让他们乖乖交钱。比如，要求车主缴纳拖欠车税的通知单附上一张欠税汽车的照片，欠税者就会老实照办。

桑斯坦教授和塞勒教授宣称，他们的体系能够滴水穿石，用渐进的小举措实现重大改变，但他们对大多数涉及自由的哲学问题避而不谈——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时期以来，我们便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轻推”，但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去年底，缅因州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哲学学者萨拉•康利(Sarah Conly)出版《反对自主权》(Against Autonomy)一书，正面地探讨这些问题。她通过自己的论述，对整个桑斯坦-塞勒体系提出挑战。

康利教授不是自由主义者。她对自主权和人们对它的运用评价很低。她提到，穆勒在写作时，忽视了我们“自然乃至生理上的社会趋同”。她也不那么担忧国家对私权的侵入，因为“真相是，我们的进化就是在不可能有隐私的情况下发生的。”她下一本书的临时书名是《只生一个：我们是否拥有多生孩子的权利？》(One: Do We Have a Right to More Children?)或许，我们可将她称为强硬派。

康利教授支持“胁迫”家长制，以使其有别于自由意志家长制。她指责“轻推者”相信“人们在自己作主的情况下，一般不能做出好的决策。”她问道，既然如此，直接发布禁令岂不是更简单、更少了些操纵的色彩？

上月，桑斯坦教授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撰写了一篇对《反对自主权》抱有敬意的书评，他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与自己理论的共同之处——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使得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像桑斯坦教授一样，康利教授对认知偏见进行了大量解读。行为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人”视为没有思想的稻草人。没错，我们都有“现时偏向”(present bias)——要我们推迟享受的话，你必须给我们好处。银行的行为与之类似。没错，我们更偏向于保持现状，这使得我们能够避免上那些口若悬河者的当（过去20年里，我们本应更加坚持这种偏向）。没错，我们过度乐观——这是因为我们脑海里的声音不光要描述现实，还得激励我们早上起床，投入一天的忙碌。

“轻推”体系是两种家长制中较为仁慈的一种。与康利教授相比，塞勒教授和桑斯坦教授更接近实证经济学研究，更注意人们基本推理能力完全有效的场合。康利教授有时太信任监管者了。可话说回来，她的“胁迫家长制”与奥巴马和卡梅伦倾心的“自由意志家长制”令人惊讶地明显相似。两种家长制的共同之处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失去自由主义的信心，对公民改变想法的速度感到不耐烦。

哄劝或强迫的权限止于何处？桑斯坦教授向我们保证，“康利教授的家长制是关于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她不会赞成政府铲除违背天意的罪过（例如，禁止某些形式的性行为）”。但是，在实践中一个政客能够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出那种界限？桑斯坦教授完全明白，一个人眼里的手段是另一个人眼里的目的。只是在不那么久以前，性行为本身才开始被视为一种“目的”。打个比方，假如统计数据表明，离婚人士寿命低于已婚人士，那么禁止离婚是否和禁止反式脂肪酸一样站得住脚？这难道不是让“选择架构”设计师们投入工作的一个信号吗？

本文作者是美国《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高级编辑

译者/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