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需要思想市场

“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在2011年11月间的财经年会上，科斯在视频致辞中说道，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市场转型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其经验的核心部分是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显然，科斯所肯定的，是中国选择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而不是其他。若不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果断地摈弃计划经济而接受市场模式，中国完全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科斯接下来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强调，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或许并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压抑思想市场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这正是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自由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是一副有效的对褊狭和自负的解毒剂”。

将思想与市场这两个词连接起来，是科斯其著名的产权理论之外的又一思想创新。思想也可以成为市场，思想的生产者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地兜售自己的思想产品，平等竞争；消费者则可以在像选择普通商品一样自由选择，决定是否购买。思想市场首先是个市场，不能搞独家垄断，不能用权力消灭其他思想产品。在科斯看来，让每个人自己来判断思想产品的优劣，才能激发起人们的原创欲望和潜力。

在一个社会中，各种价值观、文化、社会习俗等，都是通过资源的交换和自发的写作成长起来的，各种学术研究、制度及技术创新、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等，都是经由自愿交换和自发的写作而产生的，没有哪位君主有能力就此类交换行为做出事先的计划和发布命令，即使有这样的计划或命令也是低效的和短命的。正如科斯所说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

在学术上，科斯把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所涵盖的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称为“思想市场”，他说，这个概念不一定很准确地描述出思想领域的边界，但也并不妨碍人们对思想市场的研究，因为这样一个边界“的确未曾被清晰地描绘过”。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曾讨论过思想市场的问题。他说，学科的成长与经济过程中的市场的成长相类似，学者们之所以选择相互交流、合作，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对双方的发展都有好处。学者们一旦发现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就会选择接受，他们通过学术研讨会交流自己的学术收获，或通过学术著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新发现。他们希望获得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敬，就像市场上的消费者期望得到金钱报酬一样，更因为借鉴他人的成果而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比如，说汽车是商品市场的产物，那么现代物理学就是思想市场的产物。

中国人的效率并不低，但是在市场的标新立异方面却乏善可陈，说明中国的体制有缺陷。科斯先于中国人指出了症结所在，即只有一个商品市场而没有一个与其相匹配的思想市场。它使中国创新力匮乏，人才的多样性和有效使用被人为阻滞，大学不能承担起文明创造源的使命，整个体制缺少一种道德的和知识的基础。此情若不加以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其实思想市场只是当代中国人才感陌生，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时期的诸侯王们求贤若渴，就曾开设过不少“思想市场”，他们广泛招徕知识分子精英，并不拒绝“草根”的加入，谁的“玩意儿”好，就重用谁，很少用思想和体制的框框加以限制，这才形成了千古闻名的“百家争鸣”局面。齐国首都临淄西门外的稷下学宫，就是当时的一个规模不小的思想市场。在这方面，现代国人的见识未必赶得上古人。

中国要转型成功，就不能没有一个思想市场存在，而这恰恰是我们改革多年但也是多年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也许正如科斯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早晚会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市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受益于思想讨论和思想市场的成熟。

“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这是科斯生前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意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刚刚离去的老人，他的学说有一种魔力，虽然远隔重洋，仍能使此岸的中国人清晰地感受到，什么才是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