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重回理性协商状态

表达新年期望，恐怕不在展示锐气，而在展望未来，许下心愿。在新年来到之际，中国人总是讲“新年必有新气象”。如果不是对新气象的期待，我们就不会有期望。因此，我想到我们汉语读书界十几年前流行的一个美国新教神学家蒂利希的著作《政治期望》中的一句话——“怀着期望前行”。新年之所以有新期望的理由，就在于我们要前行。如果停步的话就无所谓希望。

纵观2013年，我们在年初的部分期待确实得以实现，这值得喜悦。但期待2014年的理由不应停留在对各种可喜成果的自鸣得意上 ，而应在克服上一年期待的失落基点上产生新的期待。正是2013年的不足与缺陷，使我们在迈入2014年的时候，产生更为强烈的期望。那么有什么样的期望值得作为2014年的期待提出来呢？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我都满怀期待。

首先是个人的期待。个人的期待源于个人的处境。2013年中国出现了很多悲剧性的社会事件。最悲剧的是十来岁的小女孩，因为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里成长，缺乏起码同情与良知，竟然把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孩从25楼上抛下去了。其他种种社会悲剧，包括厦门陈水总的公交车纵火案，是因为他得不到期待的59岁领取退休金的待遇，因而在公共汽车上点燃了汽油罐，48个人随之陪葬。在皇城根脚下，还发生过因停车位发生争执，两位青壮年男士摔死了与他争执的妇女的婴儿。这一系列社会悲剧出现以后，中国社会充满了义正辞严的道德谴责。在谴责的当头，大家都确信自己是浩然正气的道德典范，都确信这些违法犯罪的人是十恶不赦的罪人。的确，罪人难恕，但人们却也很少去思考：单纯指责别人，其实潜含着放纵自己。

为什么中国社会对每个人的议论都缺乏一种像1980年代中国那种富有责任意识的反省呢？原因在于，中国在前行之际，个人的自我放纵、权利诉求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指责盘根交错。在中国的艰难转型中，社会悲剧不会马上降到零，但也许能在责任意识的规范中明显减少。我们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转型时代，这种痛苦的体验还会存在，在2014年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还会有很多痛苦的体验，但是我期待社会能回到80年代高扬个人责任意识的状态，以减少这种痛苦。

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的改革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改革，在我看来不是。因为1980年代由北京大学学生提出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最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责任意识。这句话，最适合作为中国的每个“我”在2014年的自我期待。在这样的期待中，每个人应努力回答：应该有一种怎样的个体责任意识，在此基础上去寻求自己的权利满足，以及在履行个人责任的同时，去要求社会和国家为他提供什么。我的第一个期待，就是回归个体责任意识，重回1980年代的责任先导、各自推进、互助扶持以撬动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蓬勃发展状态。以个人的责任感和行动力，推进中国的深度改革。

其次，对社会的期待。毋庸讳言，中国社会在2013年的分裂是更严重了，原因在于权力对社会的撕裂愈演愈烈，采取的措施也越发简单粗暴。而对社会撕裂的结果，权力又掉以轻心。因而2013年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看到对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不明智批判，看到很多曾经有大智大慧的知名学者做出令人惊异的“国父论”的表态、发表令人惊叹的“集体总统制”、“公民社会是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这类说辞。

这些学者曾经是80年代的启蒙领袖，是90年代后因为“八九悲剧”而在学术研究上占据叱咤风云高位的知名人物，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发表如此缺乏常识的所谓专业意见呢？那就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代表人物，尤其作为知识精英和对社会公众有广泛影响的人士，缺乏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的撕裂无动于衷、甚至推波助澜。

所以，我期待2014年中国的权力和社会精英能停止撕裂社会，让社会能够修复。使得近65年历史上，被国家彻彻底底撕裂的社会、在1949年至今的历程中真正成了鲁迅先生指责的“一盘散沙”的社会，在2014年能够重新黏合起来，找到黏合剂，让左右之间找到共识、贫富之间找到共识、城乡之间找到共识、朝野之间找到共识。

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个团结社会的基础上。以2014年即将举办的两会，作为全面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点，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说理的社会、一个商谈的社会，这个社会，当然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

我期待这个组织起来的社会，即便不可能马上有高度有效的严格组织，但国家可以放开社会组织登记，让各类人员在不同组织中平静下来。继而通过进一步确立组织内部、组织间规则，避免组织成员过度激进亢奋、改变不同组织希望“灭掉”与其立场不同、价值不同、利益不同的对手的状态。这样中国才能完成社会发展目标，而不能因为2013年局部的社会叫嚣和社会对抗，以及你死我活的文革遗留作风，放弃真正迈向现代的社会组织化状态、放弃迈向理性协商的社会化状态。

再次，对国家的期待。一方面我希望国家的执政集团，尤其是政治领袖有大眼光。我记得去年新年展望，现场很多人表达过，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需要有大政治家。今年我承接这一期望，希望政治家和执政集团不要把国家建设限制在各种小恩小惠的惠民举措和小里小气的具体做派上，也不要把国家建设狭隘地依附于实现组织集团利益上。希望执政者们在国家发展问题上真正具有大政治家的历史眼光。中国的执政党领袖在国外访问时曾特别强调，“谋利需谋万世利，立名当立万世名”，这就是富有大眼光的表现。我期待2014年他们能真正有长远布局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启动行政改革和市场治理，也不仅仅是启动社会重建。

真正的大眼光首先表现在国家政治的战略布局上。2014年，我希望执政者的眼光能够放到大中华地区考虑问题。台湾领导人已经提出要与大陆领导人见面，我也希望大陆领导人有相同的政治进取心。2014年真正能使已经分裂了近65年的台海两岸领导人见面，能够重启国共和谈，能够以和谈的政治精神替代导致两岸对垒了65年的阶级斗争精神，真正展现两岸政治家们面对民族大义时超越党派利益的政治勇气。

65年来，中国总是由政党捕获国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大利益，看不到中华民族建立统一共和国的大利益，看不到台海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大利益。我们吁求真正回到中国传统，真正回到1949年前、1911年前、1900年前的国家处境，不是回到那种历史，而是回到那种政治现场，就会知道中华民族作为伟大民族的重新崛起，绝对不是在两岸三地的分割状态下的崛起。这是令我们痛心的国家分裂状态，我期待台海两岸在2014年能由具有大智慧的领导开创中国政局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我希望香港和大陆之间有更和谐的政治局面。距离2017年越来越近，而执政者对香港普选特首不放心，这不是对香港不放心，首先是对中国大陆自己不放心，畏惧香港的特首普选会不会在大陆产生扩散效应。因而对香港普选设定了非常多的政治、法律限制。

但我相信，真正站在2014年的中国大棋局当中来看香港，就应当为香港的民主发展提供更宽松的条件。因为香港的民主试验，会为大陆的政治改革提供更加直接和鲜活的经验。台湾这块政治宝地毕竟隔了台湾海峡，毕竟是两个未能达成共识的政治体，要观摩还很困难，要深入交流还很不易；而大陆居民去香港是自由行的，“自由行”就是香港作为大陆教科书最具便利性的重要表现。

作用于中国政治发展大棋局的香港，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局面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政治大棋局一定由民主、法治、宪政主弈。香港同胞则为大陆提供了演习、操练的场所，何乐不为？！我期待台湾和香港为大陆开辟新局供给经验。

2014年我还特别希望能在世界格局中改变中国形象，不要再只有像萨达姆这样的老朋友，应该有更多曼德拉这样的老朋友；也不要只有北朝鲜这样的兄弟国家，应该有更多南韩这样的战略合作伙伴。

去年中央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是建国65年来的第一次。周边外交第一次进入国家决策圈的视野。进入新的一年，在国际政治视野当中，我期待，我们国家能够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前提下顺利化解周边国家的敌视状态，除了秉持和平主义、王道主义的国际观念，真正以德性价值优于战争功效作为基本原则处理国际关系之外，还应当打破随时以阶级斗争思维和划分意识形态阵营的方式处理外交争端的国际关系思维定势，真正发展为具有外交大智慧和领袖气质的大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区域政治改革和国际政治改革，三位一体，一定在2014年有所推进，这是我的期待。如果到2015年再表达期待的时候，2014年我这样的一个低度期待归于失望的话，可能就会对中国逐渐陷入一种趋近绝望的状态。我绝不愿意如此，因而我坚定相信2014年这些期待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