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崩盘”

报纸已亡，报禁未除，社会已等不得了，就连媒体人自己也等不得了。

2013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年份。从纪念的角度讲，这一年是“非典”十周年。“非典”这个词隐含了后来历次大事中的信息传播的常见图景：封锁与开禁的拉锯、谣言和真相的竞逐、官方和民间的罗生门叙事。

“非典”时，作家王怡用这种传染病来比喻中国政治现状，认为中国政治现状在致人呼吸困难这一点上，与“非典”异曲同工。王怡的说法堪称妙喻。十年后，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呼吸困难。全国山河一片霾，在很多地方生活的市民，都养成了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查空气污染指数的习惯。这一年的11月8日，北京并不意外地也有霾，新闻学教授展江在一篇博客中写道：“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在11月8日第14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何以特别浓密呢？因为刚刚发生了震动全国新闻界的陈永洲事件。

2003年“非典”时期，手机短信对公众舆论升级并扩大到全国范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年后，公众对手机的倚赖更加严重，只不过他们此时看的不是短信，而是微信。很多人早起的另外一个习惯，是打开微信，在瞬息万变的时间线上撷取最新的消息。11月8日当天，微信的朋友圈里，大量朋友都在谈论记者节。上海的富敏荣律师说：“这是一个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今年的记者节看来只能在哀怨中度过了。恕不说节日快乐了。”

在一个年轻学子的微信群中，中山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大三学生写道：“去年这时候，我还乐乐呵呵地逐一发短信给认识的记者老师。今天就算了吧。发现我根本说不清是怎样一个群体在过这个节——哦，好像还不能用‘一个群体’来形容他们。”

陈永洲事件最好地证明了，在外界环境如此险恶之时，新闻界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头版上斗大的“请放人”、“再请放人”激发巨大的舆论风暴之时，《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在10月24日写了一篇“媒体札记”，名曰《命运共同体》，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11月5日，他的另一篇“媒体札记”的名字已经改作了《决裂的时机》，其中说到：“轻重缓急，大恶小恶，何去何从？理念决裂已经昭然若揭。”如此急转直下的新闻从业者的心理波荡，令事发当初一位《新快报》记者充满感情的声称“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在事过之后听上去像个滥情的笑话。

徐达内所说的决裂意指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一篇《新闻寻租不可恕》引发了来自南方的“少壮派”的“不忿”，新闻界“愈发呈现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势”。胡舒立说：“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在胡舒立的评论当中，她也对警方的行为、陈案的罪名、司法的程序等等提出了批评，但显然，她笔锋所向，更多是讨伐“新闻寻租”，意在强调，“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这种行业行为，业已在极大损害中国媒体最可依赖的保护——公信力。为此，不仅需要行业自律，最终还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记者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自尊自持。”

胡舒立认为自己在言说常识，但她没有想到引来的是新闻界的一场争议。对胡舒立的指责集中在她提倡的“自律自省”上，宋志标说，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就是“奉旨自律”，等于自戕自贱；魏海田说，在这个时候讨伐新闻寻租，让人感觉时间选择有问题，对象选择也有问题，“是媒体被强暴后的可怜的无耻的自虐行为”，甚至下了一个极重的判断，“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嫌疑”！

这些争议，凸显了中国新闻界今日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是先自由还是先自律？是重结果还是重程序？是倡道德还是凭制度？在2013年，新闻界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无可回避，必须回答。

2013年新闻界有两件大事，皆发生于广州，恰在一头一尾，凸显了一个事实：作为一种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的双重羞辱。

年初的南周事件，是十年来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枷锁越戴越牢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郁结的悲情的一次汇总式的爆发。它造成的最重要结果是让审查变成全社会可见。不但该报新年献词被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改得错漏百出、面目全非，更令人震惊的是据南周编辑部1月5日的声明披露，仅2012年一年内，《南方周末》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强行撤稿达1034篇。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在这个网络时代，报纸都要消亡了，报禁却还没解除。”在此种他律中，新闻人丧失了所有的“自尊自持”。

有人会说，在中国，人们对审查早就习以为常：从网上针对个人的删帖、屏蔽、“敏感词”、“发帖有风险、上网需谨慎”到传统媒体面临的宣传部门审稿、撤稿、强制通稿，你怎么还说审查是不可见的？这是在于它的不可言说。这种不可言说，首先表现在官方的不承认。中国有三大戈培尔式谎言：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环境是充分开放的；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其次表现在，我们私下里可以把这些谎言编成段子嘲谑，但在公开的场合下我们不敢或者不能言说谎言之谎。“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曾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胡舒立被视为有政治资源有特权的媒体大佬，但即使是她，也不能把话挑明了说，这样半遮半掩的说辞无疑会被更加激进的人视为以“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回避皇帝赤裸本身的“特殊媒体势力”的权宜之举。

有关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这回事，梁文道有个更加精彩的判断，道尽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知道他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换言之，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这就是中国的吊诡现实。

南周事件的意义在于，将中国媒体长期遭遇管制和禁锢的真相撕开了一角，将暗箱的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侮辱却又野蛮掩盖的审查行径大白于天下。媒体人走向前台，表达对专横的媒体钳制行径的不满和抗拒，此其一也；普通公民直接到现场诉求“争取说话的权利”，以公开和理性的方式，推动当局言论管制边界的后退，此其二也。这的确不是一报一行业之事，更不是所谓党办媒体的家法范畴，这是牵涉中国公民是否享有言论自由、是否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宪法之事。

2013年末的新快报事件，陈永洲承认收钱写稿，新快报高层旋即遭到清理。此事看上去的指向完全不同，但它发生在2013年下半年网络打谣、整肃舆论的运动中，在充斥于耳边的“亮剑”、“抢占”、 “强化”、“确保”、“掌控”、“阵地”、“制高点”和“舆论斗争”的说法下，显得意味深长。

还需注意的是，网络打谣和媒体打假似乎都构成了一个漫长的“污名化”过程的一部分，先是公知被整体污名化，然后是网络大V，现在是媒体，让所有社会上的守望者、批评者和监督者和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变成50步与100步的关系，让比烂逻辑成为通行的逻辑。也正是因此，在这个节点讨伐陈永洲现象，也会被视为“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势力”。福建福州市旅游局官方微博在网上就“新快报记者被拘事件”评论称“最讨厌你们这些记者，一听说哪里报道有钱啦，狗一样地跑过去……挑黃黑腐这种容易红的新闻，沽名钓誉”。情形如此，也不能说对提倡自律的时机不当所感到的忧虑为多虑。

两起事件，起因不同，结局不同，但仔细分析，其实当中也有共性。除了审查的主线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辨析的共性至少还有两点：一是媒体人主体性的缺失。胡舒立的“政府应给予媒体更多空间，使新闻人自尊自持”使人诟病的地方在于，里面不免一丝同“善待善用善管媒体”暗通款曲的气味，这种“善”的姿态，实际上还是不把媒体当做主体；但另一方面，宋志标认为，在“政治难度”下，“新闻界的自律不仅不能，也容易沦为虚伪之饰，进一步自取捆绑”，也同样是把媒体人视为缺乏主体性的一群人的表现。

其二，在这两起事件中，都存在利用了民众对媒体应有的道义担当来确保舆论优势、但随后又把民众晾到一边的情形。在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的现实状态下，民众无可避免地存在民粹化倾向，但民众依然是媒体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依靠。媒体人有道德担当，不等于拥有傲慢的权力，更何况道德担当已被打了折扣，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领先于媒体人。

比如，在南周事件当中，当南周的记者编辑们仅仅在寻求编辑自主的时候，民众已喊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在党管媒体的原则下，在媒体管理者越来越多地由专业人士衍变为党政官僚的环境下，南周编辑部的如此诉求似为必然。然而，当中国的媒体还在视“带着镣铐跳舞”为一种艺术的时候，民众早已把镣铐本身认定为必欲去之的桎梏。当局显然明白哪一种诉求更激进和更危险，所以，广州警方对年初前往南周大院现场声援的一些抗议人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实行秋后算账，而同时出现的，还有南方报业集团的一条 “满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后果要件”的证词。

从献词到证词，显示了南方系的倒掉。虽有南方报业的部分员工提出“反证词”，但在网上的一片愤慨中，对南方系背信弃义的讨伐形势已成。广东省宣不可能完全打垮南周，但郭飞雄、刘远东们却会给南周致命一击。如南方报业的一位评论员所说：如果说空降领导、加强审读甚至直接篡改新年献词，只是在肉体上（即内容上）试图摧垮南周，现在成功地让南周众叛亲离，则意味着这家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大报，已然在精神上被连根拔起。南方系曾经的道德形象从此瓦解。

2003年的时候，以南都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风头正劲，《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震动华夏，开启了十年的维权时代，公众辩论也于焉发端。十年之后，市场化媒体不仅在市场上攻营拔寨，而且同网络媒体一起，开辟了官方之外的另类舆论场。其间的张力与冲突，在《环球时报》2013年3月的一篇社评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中国官方名义上掌握着媒体，实际上官方同舆论界、特别是同市场类媒体的关系很不和谐。官方同后者在中国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非积极配合与合作的关系。后者千方百计想突破报道的限制，打擦边球。”可如今，打擦边球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年初的南周献词事件、以及《新京报》被迫转载《环球时报》对南周定性社评的事件，都是“抗争过，努力过，没有奇迹”。

另一方面，市场化媒体在商业化过程中既收获良多，也受到不利影响：盲目追求利润已经造成新闻质量和新闻职业操守的危机。媒体或记者利用其影响力来换取经济利益和特权，将公众利益抛在脑后。这导致了专业水准下滑，庸俗新闻、虚假新闻甚至是勒索新闻大行其道，媒体的公信力也每况愈下。

在此情况下，2013年和十年前的2003年一样，成为转折性的一年，市场化媒体这么多年来积累的红利几乎一下子被推到消耗殆尽的边缘。在所谓“党报党刊-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的三分格局下，都市类媒体鼎足而三的实力大幅滑坡，正变得难以为继。党报党刊“党在阵地在”，既利用市场寻租，又复利用意识形态的主导特权掩盖这种寻租，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网络媒体（此处指私有的大型网络媒体）挟技术之利器、资本之优势，正不断吸纳弃传统媒体出逃的精英，在媒体范式发生巨变的当口，大胆开拓新应用、新载体，满足一代新型信息消费者的需求。唯有都市类市场化媒体，在上挤下逼的狭窄空间内，呈现全局溃败之势。不能不说，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市场化媒体人将迎来风雨飘摇的十年，——如果还有下一个十年的话。

十年以来，市场化媒体在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上厥功甚伟。它的倒下，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重要后果，我们尚不知晓。然而，报纸已亡，报禁未除，社会已等不得了，就连媒体人自己也等不得了。

这个“崩盘”的过程，有不舍，有忧惧，有彷徨，但也不必倾洒过多怀旧的眼泪，因为新生的力量已然在那里：社会化媒体汹涌而来，新闻早已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对于传统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我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欢迎来到机械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