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制度驯服技术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地民主政体的政治家，那就是：民选政府能否控制席卷本国社会的技术巨变？如果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公共政策对创造就业失去作用，那么民主将面临威胁。如果数字技术让国家拥有了实施全面监控的能力，民主也同样将面临危险。

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说，如果搞一场“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竞赛”，即便是他也担心人类可能不会取胜。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全世界的民主政体应感到担忧。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最近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指出新技术或许能够解放生产力，但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减轻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并确保随之而来的各种好处得到公平分配。他进一步指出，问题在于，“在如今这个科技时代，还没有出现像当年的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或俾斯麦(Bismarck)那样的人物”。

这几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当他们所在的社会经历电报、电灯、电话和内燃机等发明带来的巨变时，他们正在执政。每一位都曾努力减弱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并努力让劳动阶层分享技术变革带来的繁荣。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办法是普及基础教育，以及赋予工人阶级投票权。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则通过立法为德国工人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罗斯福更是推出了一整套改革议程，从推动反垄断立法、制定运费法规、到保护美国公共土地。

此外，在这三位领导人主政期间，公共投资也都开始流入科学和技术领域。在他们的监督下，政府开始构建发展现代知识经济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他们本身出身于受到工业革命冲击的贵族阶层，然而他们非但没有抗拒技术变革，反而欣然接受了它。他们牢牢把持了权力，说服自己的选民不惧未来，哪怕技术变革正在颠覆他们的生活。

他们是行动派政治家，在罗斯福所说的“头号讲坛”(bully pulpit)上如鱼得水。但他们从未利用过自己的地位，挑动民众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创造性破坏”。他们中每一位都明白，在科技变革时期，政治领袖的作用就是保护工人阶级，以及确保自己的权力保持广泛的合法性。

这对当代民主主义者的启示一目了然。民主主义者不应抗拒变革的力量，而应努力让被排除在利益分享链条之外的那部分民众，分享变革带来的好处，并制约新科技所造就的新贵权力，从而尽量减轻分配不公的影响。

在任何一场技术革命中，获益阶层获得的权力都必须得到约束。每一个颠覆性创新的发明者都希望实现垄断。正因如此，罗斯福等改革派才会如此努力地为打破能源和运输领域的卡特尔垄断而斗争。正如格莱斯顿等19世纪的自由派一样，改革派也认为，自由竞争不只是一种经济目标。维护民主制度的多元化至关重要，这样一来少数人拥有的经济权力，能够为多数人掌握的政治权力所制约。

在21世纪，民主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维持竞争——竞争能保护经济创新，也能保护民主自由。在这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派是对的：如果垄断权是问题所在，解决之道就在于充满活力、带有鲜明改革色彩的竞争政策。

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创造了能够以民主名义驯服市场的现代国家，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守夜人”政府，而不是一个巨兽式政府。有了新的数字技术，他们创造的国家如今拥有了巨大的监控能力，威胁到我们的隐私和自由。只要新技术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它就会被国家所利用。让技术一直为民主服务，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让法官去看管“看守者”，只会让国家机器进一步膨胀。允许泄露国家机密的内部异见者逍遥法外，只会造就行事更诡秘、更偏执、更严于控制的政府。

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肯定会说，解决办法是有的，那就是代议制政府本身，但这种办法要求公民相信他们的代表有能力制约政府。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创造了现代的广泛代议制民主政体，这种制度让公共的集体选择能控制变革，从而让变革造福于每个人。他们认为，代表们如果拥有权威和必要的信息，就能够控制技术赋予现代国家的权力。

这仍然只是一个可行的理想，但要让我们的民主制度做好完成这项任务的准备，我们还有大量民主制度重建工作要做。国会和议会必须重树信誉和权威，此外，如果这项工作完成，我们可以着手重建这样一种信念：相信民主能够掌控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变革的技术。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信念，正是我们眼下急需的。

本文作者在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政治学，并著有《火与灰：政治中的成与败》(Fire and Ashe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Politics)一书

译者/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