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党禁--大政治家的无奈与胆识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

　 　这简短几句话，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结党合法性。中国人为了这个决定，付出过沉重代价。仅自1898年秋政治逆转始，革命 党、保皇党，因言获罪被杀被抓被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者不计其数，无数体制外大小规模抗争没有让清廷屈服，连篇累牍控诉檄文更没有让清廷在政治改革根本点上 让步。一场体制内哗变终于踢倒多米诺骨牌，人们原本看不到希望的事情，说来就在一夜之间。遗憾的是，清廷作出如此重大让步，依然没有保住江山不变色。两个 月后，大清王朝退出大中国实体统治，只能在紫禁城里继续称孤道寡。

　　清廷作出如此让步，为什么没有保住江山？严复一个星期之后（11月7日）致信《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一语道破问题本质：

　　本以为10月30日诏书会使革命党人得到抚慰，感到满意，可以较容易同他们和解，可是我们大错特错了。

　　严复强调，错误不是这项政策，而是错失了良机。假如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武昌起义前十天宣布这项决定，那将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历史证明严复的判断准确无误，清廷的让步太迟了，解除党禁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清廷的宣布已经无法让革命党、改良主义者激动了。

　　但是，就现实层面而言，没有这项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改良主义者照样不敢光明正大回国，更不敢名正言顺介入政治。不久前，梁启超曾经偷偷潜入国内，准备运动他在清军中的学生或追随者，但当他发现被通缉被抓捕的危险依旧时，梁启超还是乖乖地悄然返回日本。

　　至于革命党，比如孙中山，后来总有人以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过于冷漠，不可思议，其实这些抱怨多少有点不明底里。

　 　第一，武昌起义说到底是体制内抗争，里面确实有一些赞同革命的人，但这种赞同主要不是因为认同革命的合法性，而是因为清廷不改革。革命与改良当时就是一 个跷跷板，改良停滞了，革命就加剧；革命加剧了，往往又能倒逼改革。所以，孙中山还是比较明白武昌的革命与他的革命并不是一回事，那些领导者，并不是他的 人，因此他不会贸然回国。

　　第二，孙中山自1895年始，就是清帝国头号通缉犯，他的罪名不仅仅是言论罪、政治犯，而且自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这一系列暴力革命事件都没有结案，孙中山在没有安全保障情况下，怎能贸然回国，自己送上门来呢？

　　所以，从现实政治进程上说，解除党禁意义重大，在这项宣布后不到一个星期，江亢虎几个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在上海合法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中国就此开启了政党政治新时代。

　　从中国历史大势说，解除党禁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传统宫廷政治的结束，是现代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启。

　 　传统中国向来不赞成结党，不赞成结社，结党、结社，总是和营私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中国面对西方刺激，不得不走向近代时，中国人并没有在政党政治上有过 多想法。在1860-1894年经济快速增长的35年洋务时期，除了极少数知识精英意识到西方富强背后的制度因素，注意到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意义外，更多的人还是陶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上。

　 　洋务的成就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中国没有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是照样获得了比日本还要大得多的经济成就吗？那时， 绝大多数中国人真诚相信“中体西用”，相信国家主义，相信中央集权一元化领导下的效率、快捷与不可思议。政党政治，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早就知道，但他 们只看到了政党政治过于重视程序正义，牺牲了效率，牺牲了速度，不知道没有制度合理的增长相当危险，增长得快，丢失得也快。

　　1891年，中国的增长被国际上叹为观止，以为奇迹，中国重回亚洲第一，尽管还要屈居世界第二。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一场局部冲突让中国增长原形毕露，大中国竟然不敌“小日本”？！

　 　1895年后，中国转身向东，走向维新。中国精英开始意识到“群”的力量，政党的意义。孙中山在海外筹组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内操办强学会。国 内外类似组织如雨后春笋，中国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1898年秋政治逆转，打开的政治空间又被堵死。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打击后重启新政，特别是经历了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后预备立宪，中国由此进入政党政治时代。1906年，江浙地区 立宪党人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会，不久改组为预备立宪公会，东南地区士绅、实业家以及政界领袖如两广总督岑春口或积极参加，或给予资 助。

　　第二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发起成立宪政讲习会。1908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响应清廷预备立宪号召筹组政闻社。为了不让清廷反感，梁启超、康有为都没有公开具名，只是暗中支持，在前台列名的为马相伯、蒋智由、徐佛苏等。政闻社号称有社员数百人。

　 　据研究，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短短几年，中国人在海内外成立的类似组织至少有80个。这些组织没有一个以反清革命为宗旨，他们诚心诚意愿意与清廷一道 推动政治改革。清廷此时如能善待这些组织，制定相关法规，让他们自由活动，逐渐政党化，充分发展，并引导他们进入体制，成为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合规的 党派力量，那么中国历史一定改写。

　 　当然，清廷最重要的机会窗口出现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一个预备立宪赢得了民心，过往的一切不 堪都既往不咎。这个时候，清廷如果能利用民心，良性引导，比如将几年后摄政王不得不宣布的解除党禁放在此时让光绪帝宣布，那么体制外抗争必然土崩瓦解，各 种政治势力都会回来参加全民和解圆桌会议。

　　可惜，历史没有办法复盘。如果历史可以复盘，可以重新来过，相信清廷的“顶层设计”一定会注意历史教训。但是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运动，路易十六的教训知道的人多，真正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的寥寥无几。

　　解除党禁，是大政治家的无奈，也是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