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人的新课题

“人类是运用技能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动物。在满足存活的要求后就追求两类重大的体验。第一类最深刻的追求，是运用其技能去响应挑战，这可以是击出一记好球，或是漂亮地完成一项任务；第二类最深刻的需求，则是寻求和一些同类建立有意义的和谐关系：爱及被爱、尊重及受尊重、分享经验、为共同目的而工作。”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65

2010年12月10日，“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在南开大学开了成立25周年的研讨会，尽管天气严寒，会议开得热情洋溢。大家探讨是否编撰一个文集，以志纪念学会自创办以来推进中国开放和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会员们亲历其过程的体验和感悟，或许对后来的学人还有些鞭策和启示？我把这个编辑活儿拦了下来，倒不是我介入学会工作有多深，当然更不在我贡献学会有多大，而是深感加入学会自己获益远超过所付出的，敲此边鼓，充作对学会同仁和赞助者的些许回馈。

富兰克林曾讲过，人类历史的构成，是有些人做了值得记述的事，有些人用值得记述的字写了下来。我们这一辈，想必大家同意，是非比寻常的幸运。正像老子说的，“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本道德经第五十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点苦头，在中间的三十年做了点事情，这点事表明了这点苦没有白吃，也为生命的后三十年能写出一点字添了素材。这种运气，委实说，去我们中国人恐怕千年难以一遇的。

我的编辑原则，是尽可能保持其原汁原味。再套用老子的话语，“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作者都各抒己见，记述自己以及周边的感受，显出了真的性情。谨代表作者们，衷心感谢范蔚文、陈昕、钱敏、何元龙诸位朋友的支持和辛劳，使本书的编撰和出版成为可能。同时也借此机会，追谢历年来对学会的创立成长和各项工作做出贡献的不可胜计的友人和机构。

和许多朋友一样，我参加学会工作是因缘际会；成为会员后，无论在交游、观念、学养，还是职业生涯，却有意想之外的收获。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的理事会的协同。六位理事，海闻、单伟建、徐滇庆、许小年、杨昌伯和左小蕾——目前在国内都是展露头角各领风骚的人物——和本人一起挺过了一年半。按学会每年换届、会长不得连任的规矩，这可算是破天荒的。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这段“疾风骤雨的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令人终身欣慰。为了不打破学会的规矩，我坚持改选理事会不要超过1989年12月底，获得了理事们一致同意，而且得到了在匹茨堡的会员和朋友们的通力合作。在徐滇庆等骨干的协调下，圣诞节前在匹茨堡成功召开了学会的第五届年会，一次真实意义上的“团结的大会”，非常难能可贵。

记得12月23日那天匹茨堡的天气奇冷，打破了多年的记录，与会者仍是济济一堂，负着使命感，来积极展望学会和社稷的前景。我的会长致辞，基于前天晚上的感悟写下的，用了一段幽默做结语，“三个人在争辩，各自从事的职业哪个最为老牌。医生称他的职业最老，自创世以来就有伤残病痛得救治，难道不是吗？工程师不以为然，争辩说若没有工程师的制造，世界怎么能够走得出混沌？政治家马上奚落他们说，要是没有政治家在先，哪来的混沌！”我对学会的职责做了期许，认为我们的会员可能不擅长政治权术，却都在孜孜努力，专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以期响应中国的需求（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producing 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赞同我这样的期许的，包括与会的学会顾问赫伯特.西蒙。老人冒着风寒在圣诞前夕莅临致贺，令大家很感动。西蒙教授听了我的致辞居然大加赞赏，告诉我说中国人崛起的“气数”还很长（以我的理解），断不至于小挫而沮丧，致力建设终能有成果的，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词句。西蒙签送给了我他的两卷论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马贺，中国字竟也写得中规中矩。

前一天我为了感谢西蒙到年会来作主题演讲，同时也受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比尔.库柏教授之命，去他办公室去拜望。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有一座大楼要以库柏来命名，库伯曾是那里著名的工业管理学院的创始人和多年的院长。库伯老师和我的另外两位博士导师——A.Charnce和G.Kozmetsky并称“三剑客”，都来自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后与梅隆大学合并成卡内基.梅隆大学），均是西蒙的好友。比尔.库柏教授是一位极富创造力和个人风采的大师级人物，同西蒙的交情尤其深挚。西蒙在自传里通篇谈到比尔，并辟有一章专门讲述。库伯不但是西蒙在芝加哥大学的同窗，把他延聘到Carnegie Tech来，还介绍西蒙和他太太结成连理。在我看来，西蒙是大师中的大师，他的许多创见极具前瞻性，也是对人类文明历程的精粹解释。西蒙戏称他幸好没有沦为全职的经济学家。他那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人文关切也不允许他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西蒙以浩瀚的智慧，游刃有余地开拓出多种领域。比如他的经典之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Behavior）值得人们反复研读。该书总结了人类组织四千年来的选择机制和群体行为的基本架构，切中了人类何以能够合作的要旨，历久弥新，成为众多理念的前导和经济管理研究方法的源头。

通过为学会服务，我结识了不少素质优异和学养卓越的人，或师或友，不经意间提升了自己对事理的感悟和对态势的感知能力。我介入学会的工作颇出于偶然，经过正积极投入学会建设的陈平的引介。当时他完成了物理博士学位，力求突进到经济学的堡垒中来，我则惶惑于经济学的牵强假设，想到堡垒外张望新途径，两人对人文历史向来有兴趣，因此常讨论在一起。陈平作为第三届会长四出奔忙，终于在北京联络工作时病倒。行前他嘱托我代为照料文书联络事宜，遇到了这种场面，只得顶了上去代打。记得为了拓展和筹款，勉为其难拟写过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机构接洽，想方设法来推介学会，其中包括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重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

蒋先生是有数的前辈经济学家，望之弥高，与他书信往返，自是翼翼小心。1990年我第二次台湾之行，蒋硕杰约见，其时他年高已不每日办公视事了。到得他的办公室，研究院行政楼左侧的一栋小楼里，蒋先生已在等候了。我们交谈了许久，并没有涉及经济学和经济形势的内容。蒋先生有兴趣的，是我们这一辈在大陆是怎样进学的。承他频频垂问，我有无家学的渊源？又如何在闭锁的状况下汲取有价值的信息，之类。待走出他的办公室，陪同的于宗先院长告知，蒋先生如此长时间细细询问对后进学子是殊为难得的，看来他对我的印象甚佳，我才省悟到，蒋硕杰准是看重了我撰写的信件，以及繁体字的书法。个人的修习，包括平时练的书法和读的经典古文，有时真还派点用场呢，而老人家关切的，恰好是在文化的传承方面。

如此的交往还有很多，譬如同台湾的沈君山、柏杨、马英九、许倬云、王永庆、卢修一等的交谊，也通过学会的渠道。拿卢修一来说，他是巴黎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因言论触及了台湾的戡乱戒严法条，被囚禁了数年。后来他高票获选“立法委员”，以在电视镜头里“立法院”的肢体冲突而闻名海峡两岸。1990年我曾与他同住一个酒店的房间好几个星期，我们常讨论甚至争辩，然而从来没发生过冲突。他的台独立场毫不含糊，而我“一个中国”的观念异常坚定，却能结成好友。卢兄的幽默细通达、豪爽义气，和他的书法——我看了他在牢里长篇抄写经典的那一笔清丽端庄的楷书，足见他出众的定力，更让我体认到了人的多元性和复杂追求，而人际的沟通不但必须而且是可行的。

学会能够安然度过1989年，并非水到渠成之事，天安门事件激起的群情鼎沸使学会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当年和经济学会同样方兴未艾的大陆留学生团体，譬如政治学会，有不少就垮于一旦。迭经中国历次政治风潮，我辈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深感疑惧。当时的我怀有一个简单的念头：作为看护人我有无可卸贷的责任，学会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手里夭折。

那年八月政治学会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见识了了纷纷登台发表的愤激情绪后，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昂扬情绪弥漫时仓促做决定皆属不智。我挪后年会和推迟改选的提议得到了理事会和广大会员的认同。果然，冷却了几个月后，我们在匹茨堡年会得以平顺交接工作，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学会也略无波折地驶入坦途。对此我们深感宽慰，这也许是本届理事会尽责工作中的最大一件。我们这一届还在陈平会长和张欣会长之间，承上启下，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努力，纪念文集的各篇也提供了不少记述。其中《中国经济评论》的创立，由单伟建理事主持的，有着深远的意义，开启了学会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的历程。

我去美国相当早，尤其是作为自费留学生。所谓自费，实际上靠的是申请美国学校的助学金，这个主意来自在上海财经学院（现称财大）帮助培训财政部司局级干部的美国专家的指点。当时我在上海财大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英语尚过得去，担任了美国专家们的助教。他们告诉我，在美国读研究生课程可以不必自己花钱。于是靠他们帮忙，我被几所大学的录取并请到了助学金。但出国护照却被留难，理由是研究生已在国家要重点培养的“人才”之列（当时研究生的录取率在2%以下），不可随便流失，因此误了八月开始的秋季学期。后来有了转机，据说是上海有一个在读研究生的高干子弟也要“自费”出国，因此特许放行，一共16人，我是15个搭便车者（freeriders）之一，可以说这是我享受制度搭便车者好处的唯一的一次。我1981年底经香港飞抵美国，但误了学期，不能进几个更好的学校（包括宾大和布朗大学），只得去了南伊利诺大学（Carbondale）插读春季班。离开上海之前我曾和到访的普林斯顿经济学院院长做了面试，他应承录取我，不过次年秋季才能入学。当时自己心里颇不踏实，没敢把目标设得太高而舍弃了，也因此失去了和杨小凯、于大海等成为同窗的好机会。

说来有点奇怪，我到美国后从来就没有感到过shock（震惊），不论是文化还是语言上。我的英语靠自修，主要得益于窃听短波收音机里传来的“英语九百句”，当然也常听“美国之音”的敌台节目，因此对西方社会多少有些了解。至于经济学的训练，是在上海财大的图书馆里苦读出来的。那时财大的研究生院蜗居在中山北一路的一栋小楼里，三层有个图书室，只对教授和研究生开放，藏有数千册财经类书籍和期刊，大部分是1980年初美国来沪展览图书后留下来的。我视其为宝藏，整日挖山不止，也算打下点儿基础，替我的留学生涯做了些铺垫。

我感到的shock，倒是在抵美后的第一站伯克莱校区，在奥克莱的中国杂货店，所谓“屋崙马脊”里看到，从大陆进口的桂圆、粉条、红枣、梅干菜，色色齐备，都是国内非年节凭票买不到的。同样的shock还来自我1990年初返国内的经验。那年初春我卸任会长，兑现了向福特基金会做过的承诺，率队回国考察。福特基金会是学会初期最主要的赞助机构，主持其事的盖斯纳主任是日后颇有名气的美国财长的父亲，小盖斯纳还在北京游学了一阵子呢。他们忧虑“六四”以后中国的发展前景，敦请学会——对两边都有了解的会员去做一个评估。我和新任会长张欣和日后的会长海闻，在两种气候都还冰冻的情势下成行。当夜晚走出住宿的北京饭店，我看到路边摊的小贩在料峭寒风中守候，向行人兜售新鲜的葡萄、哈密瓜时的殷勤劲儿，不由得感到冲击：我去国不过十年，经济和物资供应从匮乏到丰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进，发展是硬道理，难道还需要什么理论来佐证市场的伟力吗？

不过，市场带来的纠结也始终存在。记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Columbus）读硕士时，因为拿了奖学金无需打工，就去听了E.Kane教授的货币银行学高级课程，他是该领域的权威，尤其对金融监管有深入研究。当时里根政府力主的“解禁”政策（deregulations）正在展开，学界和业界一片叫好。Kane教授并没有一面倒，他告诫学生，要关注规制和解禁在现实世界的博弈历程，成效如何还在于“度”的合理把握。后来我在德州大学（Austin）念博士的时候，正值美国以反托拉斯的名义把AT&T给肢解成八个子公司，Charnce老师做案例分析时也提醒学生，要跟踪长程效应，评断利弊若只从理念或原则着眼，偏误会是很要命的。1980年代留美的经济学生想必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Newsweek）的对峙的专栏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多半是藉口或粉饰。政府孰大孰小，归根结底，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合法地分配来分配去。

在替学会工作的过程中也多了机会，考察美国深层次运作的潜规则，这是教课书里读不到的。当时美国在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待遇上争议极大，尤其是1989年，官方和民间都汹汹然，我在会长任期里，颇受到压力。从媒体从机构甚至从参众议员那里，有不少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支持制裁中国的要求。我们理事会定出了约束：任何会员不得以学会名义参加这类活动，而作为个人，务必本着学术的严谨和自己的良知来审慎对待。本人在回应这类要求时总是秉承这个原则，坦诚告知对方，我们的会员中有不少的确具有作证的专业水准和操守，但是不能保证会员个人的证词一定会符合要求方预设的立场。事实上，不少此类要求临了都不了了之，而我们绝大多数会员也都恪守了作为中国人的底线。这给我相当深刻的教训，在博弈竞争中人们追逐的正是自利，而不是相互标榜的原则，印证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亚当.斯密的教诲。

中国致力于把将国家的合法权威提升为现代社会的税制，还是路程漫漫，但开放三十年来的长足发展，我们已经进到全球舞台在进行大规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已是无从回避的了。不过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规则的制定上，中国还只是一个follower（跟随者），怎样争取成为setter（设置者），经济学人是责无旁贷的。这令我回想起1986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当时的年轻人感奋于开放改革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盼着经济学诺贝尔奖不久能落到中国人的头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顶桂冠还难见踪影呢。诺贝尔的奖酬其实没那么重要，在竞逐文明的过程中，我甚至想，你要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市场竞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虽说95%的人的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里面打拼——“我”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Me vs. We，and We vs. Them），功业不就尽在其中了？

总之，市场和制度乃博弈的结果，在演进中竟取，无法由天赋而浪得，这在西方人如此，在中国人如此，在阿拉伯人亦复如此。无法靠设计出人，无论是特蕾莎嬷嬷、或是雷锋叔叔、还是所谓“彻底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来制定和贯彻奏效的政策。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据 ，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人类合作的条件。对此，我愿意借用哈佛的知名学者，昆虫学和文明演化大师威尔逊(E.Wilson)教授的一句断语来表达：“在群体内部，利己者占优利他者；在竞争群体之间，利他群体战胜利己群体。唯此为大。”

1991年春，我搬到洛杉矶不久，杨小凯来访，他那时已到了澳大利亚执教。在我家彻谈竟夜之后，次日找林毅夫晤谈，他当时在洛杉矶加大客座。午餐后我们去盖蒂美术馆参观，那里耗资九千万美元购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画“鸢尾花”。我们三人在画前伫立良久，感触梵高的穷愁一生，生前一幅画都没能卖出，却给后人如此崇高的享受。毅夫兄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欣赏了这么久，到底该付多少，才报答得了梵高？”一个典型的经济学计算。而令我心有戚戚的，梵高追求的高远思路，也许他没有自我意识到：是付出和回报，往往不能在一笔交易或一个时点上结算得清楚。经济上的“均衡”不也如此？必得拓宽视野，从长程着眼，方能解释完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