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标法司法热点问题研讨会举行

 

　　 与会代表就新商标法司法保护中“侵害商标权行为的认定”、“侵害商标权的抗辩事由”、“侵害商标权的民事责任”、“涉外贴牌加工商标侵权问题”、“帮助型商标侵权问题”、“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转型期的知识产权观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在开幕式中特别强调，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产权观，是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和保护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涉外贴牌加工的商标侵权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这是我国商标权的司法保护和政策考量的现实起点。我们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特点，以我国商标法为依据评判特定涉外贴牌加工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只有构成商标使用行为才可能谈得上构成商标侵权行为。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刘春田教授认为，应当特别注意公权与私权的关系问题。对商标法而言，商标注册是公权介入私权、承认私权的重要环节，如何看待商标注册行为与商标使用行为，是商标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社科院李明德教授认为，商标权是私权，是通过商标实际使用而获得的商誉，商标注册虽然可以带来八大程序性好处，但它不是商誉的来源，也不是财产权的授予。国务院法制办金武卫副司长认为，在先使用是获得正当权利的重要途径，但它产生的是自然权利，除非商标法加以承认，否则它不是一种法定权利。

 

　　保护与限制要平衡考虑

 

　　 “加强商标权保护是总体性趋势和世界性趋势，但任何制度都是平衡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在会上指出，商标权司法保护“应当注意加大保护力度的精神与适当限制和制约之间的平衡”。

 

　　孔祥俊认为，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行为，可推定导致相关公众发生混淆，不需要混淆要件即可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对于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需要有混淆的可能性才能构成侵权。对于驰名商标，可以适用反淡化的保护原则。但具有一定影响的注册或未注册商标，则不应当进行“跨类保护”。

 

　　在商标保护的类型化方面，孔祥俊强调“要注意附加保护和从属保护的法定性和有限性”。对于反向假冒，法律明确规定“更换其注册商标”后投放市场，如果只是撤下商标而未换上其他商标，其行为不构成反向假冒。

 

    对于帮助型商标侵权，西南政法大学邓宏光教授认为，该种侵权行为在逻辑上存在严重问题，与其他侵权行为条款和共同侵权规定相抵触，在实践中可能后患无穷，司法实践应当慎用该条款。

 

　　利用证据规则破解难题

 

　　 如何确定侵害商标权的损害赔偿额，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孔祥俊认为，在损害赔偿方面，既要保护到位，又不能过度，不能用“加强商标权保护”的简单提法，代替具体事实和客观情况，搞一刀切。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要贯彻比例原则，使损害赔偿与商标的贡献率相适应。

 

　　新商标法第63条第二款增加了举证责任的规定，东莞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程春华认为，该款规定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而是举证责任转移，其适用的前提是“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并能够初步证明被告利润具体数额，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即转移被告提交该证据；被告拒不提交抗辩的，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即推定原告已经掌握证据证明的相关主张成立，而不能直接认定原告主张金额。该条只是降低原告证据证明力要求，支持对原告有利证据。

 

　　 与会代表认为，法院判决确定的任何数额都必须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尤其是在法定赔偿的情形下，更应利用程序法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证明标准，增加案件裁量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