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关键

     2015年4月21日下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IDEG）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拉开帷幕，首场讲座于清华大学罗姆楼阳光厅举行。会上，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青木昌彦教授作了题为“公司治理领域的三个法治重点”主题演讲。青木昌彦教授用一个简单的会计处理将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用的供给面来源，并且就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及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预测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如下文。

　　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青木教授分析了中国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他认为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的贡献。然而人口红利会渐弱，甚至变成负效应。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在2010到2030年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下降到-0.42%。库兹涅茨效应是东亚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呈现于日本（1955-1970）、韩国（1970-1990）和中国（1982-1987，2000-2012）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现在正在进行雄伟的改革，未来几年还会有一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样库兹涅茨效应的贡献率会是2.2%。但是这些劳动人口70%以上都达到了40岁以上，他们进入城市后如何掌握进入其它产业的技能，这一点非常关键。青木教授认为，20%的农村劳动人口是临界点，如果中国2028年达到这个临界点，库兹涅茨效应的贡献率将下降到0.9%，远低于以往的水平。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下降趋势无法逆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

　　推进人均GDP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关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的因素。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支撑以往经济发展的两种因素，即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将会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实现的。为此，需要进行公司管理的专业化，从公共福利和经济效率的角度将生产和监督的要素进行结合，这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对公司管理的主观干预，或者公司资产被政治家通过非透明的方式私有化都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公司治理领域的三个法治重点

　　新常态下经济改革的三个支柱，也即公司治理领域的三个法治重点：一是大型国有企业公司管理的专业化，以防止不透明的政治家干预，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通过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实现公司治理的法治化；三是通过国家基金的方式提供社会保障。这三个因素构成了经济改革的三个支柱，它们相辅相成。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100多个由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它们受到的是企业法的约束。而公司法实施于90年代末，因此实际存在对企业监管的双重标准。仅仅向混合所有制的转型是不够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对国有企业进行透明的治理，尤其需要做的是引入外部的管理者甚至监督者，发布透明的公司财务报表，并根据对公共福利和经济效率所作出的贡献来进行管理层的选择。其次，根据《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的研究，资本回报率中超过GDP增长率的部分是被超级经理人或其它利益群体瓜分了，这样就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所以，可以将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份交由社会保障基金来管理，既可以监督公司运行，也可以维持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