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最近，美国研究机构发布了全球智库排名。一时间，中国媒体各取所需，在列出中国智库的同时，还突出了两点：一是，中国智库数量全球第二；二是中国智库排位上升。只是，细心的读者发现，中国官方的报道并不完整，他们似乎不愿提到榜单上的中国民间智库。

虽然中国智库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但追问下面的问题仍有意义：中国智库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智库有何不同？这种对比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或借鉴，以便我们建设自己的智库。

在中国，智库也称为智囊，主要由各级政府主办的研究院所和大学下属的研究机构组成。如果将党政两条线都会设立且一竿子捅到县级系统的“政策研究室”也包括进来，那么，中国智库的数量还将翻倍。此外，中国还有少量的民间智库，他们在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与中国政府智库的一支独大不同，在当今智库数量最多，运转也最成熟的美国，智库可谓异彩纷呈，呈现的是多元和多样的特点。尽管美国政府和各党派也设有自己的智库，但多数智库属于非政府的独立组织。由于有专门立法，许多非盈利的智库还可享受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社会公众可根据不同智库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进行捐赠，因而，智库可以通过吸纳社会捐助得以立足。

智库是生产知识的机构，是提供智慧的地方。由于汇集了大批专家、社会贤达与各界名流，美国一些著名智库的影响力和声誉堪比一流大学。面对范围极广的公共议题（有时是突发的，如对外宣战等），智库经常可以发布有价值的看法和建议，引导社会公众和决策者，因而，他们是思想市场的真正参与者。由于秉持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立场，这些智库往往成为电视广播等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是政策制定者的座上宾，其社会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

虽然各智库关注的具体领域（如环境保护、法律事务等）可能有别，但多数美国智库，尤其那些以公共政策见长的智库大都会高举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及充分市场的大旗，这正是美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于是，相互独立又持有相近理念和使命的智库，无形中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和人心的作用。

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智库属于各级政府，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部门。尽管把持着大量资源，这些智库却很少为公众提供免费的知识产品，也没有动机就某个公共议题组织严肃的公开讨论。例如，前述榜单上的中国政府智库就分别与中国官僚体系中的副部级和正厅级相对应，他们雇用着成千上万人，每年耗费财政达上亿元。在提及彼此时，这些政府智库往往以“兄弟单位”相称。没错，这些智库都拥有相同的“爸爸”，他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甚至不会出现意见和观点向左的情形，各智库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行政隶属和级别上。于是，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不同智库为捍卫自身观点、立场所进行的唇枪舌剑在中国是绝难看到的。其实，此类思想交锋对于改善公众对相关议题的认识，乃至提升公民意识都大有裨益，因为真理（相）越辩越明。

中国政府智库的作用，有点像中国名目繁多的电视频道，虽然都提供精神产品，涉足意识形态，但都缺少耐看、让人受益的内容，更别说醍醐灌顶的时刻了。中国电视频道过多、过滥、同质化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的倾向已严重侵蚀了收视率。毕竟，娱乐远非生活的全部。

中国官方智库也有娱乐化的倾向，如果我们把这些智库紧跟领导，总是不失时机把领导的某句话拔高到理论高度加以论证理解为“娱乐”的话。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众多政府智库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不过是政策解释的作用。由于行政化和衙门化的身份，这些智库注定不会将全部心思用在知识的生产上。这种尴尬的存在，意味着官方智库不大可能为社会提供真正有用的智慧，无法生产出经得起时间推敲的，有价值的知识产品。很多时候，由于领导人的更迭，他们提供的“智慧”不仅不耐用，而且还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显然，这有悖于求真的知识本性，对相关从业者的内心定力也是一种考验和折磨。

智库多，未必话语权就大。话语权的一个基本要旨是，要有人听，引发各方的关注和共鸣，是名符其实的意见领袖，而不仅仅是做做样子，如皇帝新衣寓言所揭示的，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智库虽多，但由于雷同、同质的缘故，便很难获得公众自发的关注，更何况他们并未把服务社会公众当作目标。如果这些智库空话连篇，提出一些比其肉身腐朽得更快的所谓“理论”和“学说”，那不仅是对人类智力的滥用，而且还延误社会进步。

可以说，从全社会角度看，数量众多的中国智库大都无甚用处。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他们无法提供对社会真正有用的知识；二是，他们很多时候都发出同一个声音。既然调门相同，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借用司马迁《史记》中掷地有声的话，那便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究竟什么是真正有用的知识？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正确的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既包括古代中国延续多年的宝贵传统，如谏官谏议制度等，也有其他国家发明并实践，证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作法，如民主和宪政等，它们具有普世的价值。当然，在中国，仅知道有用的知识还不够，还需要知道什么是无用甚至有害的知识，因为我们曾有过痛苦的经历。人们不会忘记，“文革”期间中国很多智库就生产过大量有毒知识，由中国著名高校牵头搭建的“梁效”写作班子曾炮制过大量剧毒报告。当时的智库不仅未起到纠正错误的作用（这显然是奢望），相反，他们还煽风点火，激化矛盾，为“文革”推波助澜。今天，中国的年青一代只要到图书馆或档案室转一转，即可获得如此印象。

考虑到目前中国智库多由政府主办，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最有可能被领导采纳，因而他们的影响力远非其他政府机构可比。也正因如此，在中国，更要警惕智库的“反智”行为。因为知识一旦掌握在心术不正的人手里，这些所谓的“专家”就会将荒谬的主张和错误的结论披上华丽的外衣，通过理论恐吓，绑架和俘获决策者。

最新的例证来自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执行了史上最为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然而，对于限制人们生育这样重大的公共议题，我们未尝听到过政府智库的认真讨论，相反，他们还为计划生育政策大唱赞歌，论证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并提升至“国策”之高度。一时间，对计生政策所有的反对声音全被屏蔽了，一些书籍甚至遭禁。对中国计生政策最可信的评论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就在几个月前，当中国松动计生政策时，森即刻在国际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称中国的生育率其实在计划生育政策推出之初就已经出现下降，中国这些年的低出生率与计生政策并无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过去几十年轰轰烈烈且耗资不菲的计生政策毫无必要，纯属折腾。如今，由计生导致的人口结构危机和副作用正在加速显现，一些政府智库又忙着准备鼓励生育的提议。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智库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辜负了“智库”所承载的真实涵义。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知道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了。面对功能重复且数量庞大的政府智库，改革可先从去行政化入手，推动其逐步走向独立，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中国决策者应该也可以从古代中国谏官谏议制度中吸取有益养分，让部分政府智库扮演起谏议机构的角色，这也是中国智库真正有所作为的必由之路。此外，政府智库还应服务于社会，面向公众，实现开放式管理。

正如同中国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一样，上述举措肯定也会遇到困难，为此，政府不妨先培植一块新的领域，放开并鼓励民间智库的兴起。这一建议源于中国过往的成功实践。当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强大得无法撼动时，政府通过开闸放水，让民间力量进入，反而成就了盘活整个经济的一步好棋。今天，民营经济的作用和贡献已有目共睹。或许，未来中国智库的培育可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