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时代回来了

美国下届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正面冲突。中俄两国都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是方式不同。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再度出现。不管是好是坏，我们正回到一个大国均势的世界。

以购买力计算，中国经济可与美国媲美。中国军队一直投入资金发展对抗美国实力的手段，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演练这种能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要求获得与中国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他正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产生摩擦。

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将高油价所带来的收益投入军事现代化。从经济上来说，俄罗斯不算一个大国，但它拥有全方位的军事能力，可以确保自身安全并在国土以外重建势力范围。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以及网络空间的强硬态度令其受益，这激起了该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挑战美国的欲望。西方的“后真相世界”(post-truth world)——美国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无所谓事实真相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点——也是送给俄罗斯令人生畏的宣传机器的一份礼物。

美国单极时代持续了不到25年，野心过大的战争以及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个时代的结束。美国仍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其科技力量及其企业的实力都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但它不再是一个全球霸权。西方的经济主导地位急剧下滑，七国集团(G7)曾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47%，而且还在下滑。

西方民主模式的吸引力也不同以往了。事实证明，对于很多人而言，权力集中在魅力超凡的个人而非机构的身上更让人信服，我们在土耳其、俄罗斯和印度都看到了这一点。

俄罗斯希望回到大国划定势力范围的年代，由三个大国组成全球安全委员会，而中国则希望建立一个“两强世界”。中国有意让俄罗斯成为小伙伴，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中国领导层不希望与美国对抗，但认为很难找到一种建立大国合作关系的途径。

与此同时，美国希望维持其主导地位，而不必去适应新的权力分配。美国尝试过“重置”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努力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但结果却导致彼此关系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有时候是较友好地进行接触之后又降至冰点，有时候是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制裁。在处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华盛顿缺乏理性务实的战略框架。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策略，在这个策略中要把全球稳定放在第一位。强大的防御必不可少。太长时间以来，“反恐战争”的需要分散了美国的国防投资；最近美国的国防开支才着重于与俄罗斯和中国匹敌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回归冷战风格的敌对关系。拿19世纪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作比可能更合适，当时6个欧洲强国维持了近100年的势力均衡。

这需要彼此之间接受对方的政府体制（不管我们多不喜欢），对敌对行动要有明确的限制，各方都要遵守。网络是一个重要领域，必须协商制定规则，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威胁搞垮对方的电网或银行业体系。

如果强国之间不直接相残，那么合作解决地区问题将更容易实现。例如，朝鲜将很快有能力利用核武器威胁美国本土。长远的解决方案是让朝鲜政权更迭并撤除其核武库。美国要么利用武力单方面实现这点并冒着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要么寻求以中国能够接受的方式消除这种威胁。

美国的一项重要资产是同盟网络。这需要更为精心的培育。美国和欧洲把太多时间花费在经济竞争上，让彼此都受损。美国与印度的合作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比起与俄罗斯或中国之间，印度与西方利益更为一致。

把大国关系置于首位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一些人会认为这是迁就非民主政权不可接受的行为，但我们必须根据世界原本的样子、而不是按照我们希望它变成的样子，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世界。我们承受不起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后果。

本文作者现任宏观顾问机构(Macro Advisory Partners)主席，曾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亦称军情6处(MI6)局长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