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强国兴衰问答（下）

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就帝国兴亡这一命题争论不休。但在蔡美儿(Amy Chua)的新书中，她再进一步，研究对象成了超级强国（Hyperpower）——积累了巨大军事与经济实力并在实际上控制整个世界的社会。

在《帝国时代：超级强国如何成为世界主宰及失败的原因》(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 And Why They Fail)一书中，蔡美儿称，历史上的超级强国，包括罗马、中国唐朝和大英帝国，是通过他们不同寻常的多元化和宽容来获取优势的：这种多元化也蕴含了它们衰败的种子。

那么，美国目前是否符合超级强国的标准呢？它又该如何避免崩溃呢？美国现在是否应该摒弃自己的单边主义作风，转而提倡一种新的多边主义呢？

中国、印度甚至欧盟是否会超越美国？中国在融合不同民族方面的历史是否为它成为世界主宰做好了准备——并且，这是否是中国想要达到的目标呢？

2007年11月14日，美国耶鲁法学院华裔教授（John Duff Jr Professor of Law）蔡美儿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回答了网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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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超级强权的衰落，是因为其宽容政策发生了彻底改变，还是因为德国在1870年到1940年之间的统一和扩张对它造成了压力？前苏联发展成超级大国是否既是镇压与排外的产物、又是整合与宽容的产物？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从历史上看，中央强权与对自由的限制造就了超级大国和超级强国的崛起，但是，这种不宽容却为它们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达蒙•科莱塔(Damon Coletta)，来自美国空军军官学校(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蔡美儿：要澄清一下，我的论题不是可逆的。我说，要获得全球主导权（即：一个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超级强国），宽容是必要条件（但它肯定不是充分条件）。另一方面，我只是说，超级强国的衰落与变得偏狭排外有很大关系。我并没有说，不宽容是导致衰落的唯一原因。实际上，不宽容与迫害也许是已经开始的国势衰落的副产品。一般说来，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螺旋式结果：衰落加剧了不宽容，不宽容又让衰落愈演愈烈。

就你提的整个问题而言，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你说不宽容“造就了超级强国的崛起”，但我认为，历史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虽然很多不宽容的社会都已经变得富强。但是，纵观整个历史，建立在单一人种、宗教狂热或种族清洗基础上的社会，没有一个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并维持主导地位，高压政治根本就没什么效果，迫害的方式又代价太高，而种族或宗教上的同一性，如同近亲繁殖，根本就难以为继。

顺便说一句，你举的前苏联的例子有点不太恰当——它从来也没成为过超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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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和欧盟经常被人们说成是新兴的超级大国。那是否会有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或伊斯兰教王国崛起成为本世纪的超级大国呢？随着全球对资本主义日益反感，要寻找另一种经济制度，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在迅速赢得支持者。

阿卜杜拉赫曼•阿卜杜拉(Abdulrahman Abdullah)

蔡美儿：再次澄清一下，我的论题只是关于超级强国的。出现一个伊斯兰教超级大国当然是可能的。但在我看来，出现一个伊斯兰教超级强国就很不可能了——就像不可能出现一个原教旨主义基督教超级强国一样。一个社会要在全球范围内与对手拉开距离，就必须能够把全球最好、最聪明的人才拉进来并激发他们，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宗教或背景如何。一个宽容的伊斯兰教社会也许能够这么做。我的书中有一章写了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也许它最接近超级强国了，但离超级强国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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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怎么能与古罗马相比呢？

史蒂夫•泰梅库拉(Steve W. Temecula)，来自美国加州

蔡美儿：像美国一样，罗马也是当时的军事与经济巨头。像美国一样，罗马也非常多元化——任何肤色、任何种族受过教育的男人，都可以升到权力最高层（在罗马，甚至包括皇帝的位置）。最后，罗马提供“一揽子文化”，对五湖四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样，今天的美国也提供“一揽子文化”——名模与星巴克(Starbucks)、迪士尼(Disney)与双层芝士汉堡、可口可乐(Coca Cola)与运动型多功能车(SUV)——这种文化对全球各地的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就算没有几十亿，也有成百上千万。

不过，古罗马有一个优势：它能让自己征服和控制的人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英国到东欧再到西非的战败者，都是这个全球最强大国家的臣民——如果是男性精英的话，就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但美国不能做这样的事。美国是第一个成为全球主导性大国的成熟民主政体，不能试图或希望把外国人当成自己的臣民——当然也不能成为它的公民。当美国政府说，要把民主带到中东的时候，它并没有打算让伊拉克人或叙利亚人参与下次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和自称为自由民主灯塔的双重身份，导致的一个讽刺结局就是——强烈的反美情绪。今天，美国在全球面对着数十亿这样的人，他们觉得受到了美国的控制和欺侮，他们与美国没有联系、也无忠诚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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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里，我们亲眼看到大批中国人为了学业或事业，主动或在政府指定下流向海外。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是最后带着旧世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积累下的经验和技能回到中国。这是否是中国为了依靠自己的资金资源把自己建成这种超级强国而设计的一项极具战略性的长期计划？目前金融市场的混乱也许也为我们证实：经济强国现在正想把中国当成救世主。

Shuen Chan，来自伦敦

蔡美儿：你说的对——为了升级“人力软件”，中国把越来越多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和学者送到国外学习。这些留学生就是所谓的“海归”，中国本来希望让他们把宝贵的技术带回国，充当中国科技革命的先锋。但是，绝大部分留学生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在取得学位后选择留在国外。例如，从1986年到1998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中，有85%左右表示他们计划留在美国。

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也许会发生改变。过去五年中，随着中国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博士回到了中国。这些在国外受教育的顶级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经常受到“西式配套条件”的诱惑：豪华跑车、顶级公寓，以及在国际上都具有竞争力的薪水。此外，很多人也是受到爱国心的驱动。中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可能性让他们充满了骄傲与动力——中国的“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再次发挥了作用。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大幅开放，但仍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认为努力工作和智慧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上海可能创造了新一批身穿“普拉达”(Prada)的房地产大亨，但由于中国腐败泛滥，关系仍至关重要。只要这一风气不改，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可能就不愿留在（或回到）中国。他们可能会努力去往那些他们的才能能够更为直接地转化为成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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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您的著作的简介，我惊讶的发现，在超级强国中你没有提及西班牙帝国。用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卡门(Henry Kamen)的话来说，西班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帝国。第一所面向美国土著开放的大学，是1535年由西班牙人在圣多明戈出资建设的，亚洲第一所欧洲风格的大学也是西班牙人于17世纪初在马尼拉出资建设的。而宽容的荷兰人和自由的英国人即便有所成绩，也是花了更长时间，才允许他们的殖民地民族享受最基本的教育。（而且，与西班牙建设多种族社会的做法相反，他们从未与殖民地民族混在一起。）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叶，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Manilla Galleon)就把亚洲、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在了一起。你会把西班牙帝国列为超级强国吗？

路易斯•弗朗西斯科•马蒂内•蒙特斯(Luis Francisco Martinez Montes)

蔡美儿：我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西班牙（大部分内容来自卡门！）但是，我认为西班牙还没有取得超级强国的地位。按照我的定义，要成为超级强国，该国必须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都远远超过竞争对手——甚至连美国在冷战时期也不算是超级强国。

西班牙在权力方面确实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另外，在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西班牙是宗教信仰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与其北部的任何欧洲邻国不同，中世纪的西班牙拥有大量穆斯林少数族裔人口。这是以前几个世纪伊斯兰统治的结果。此外，西班牙还收留了基督教欧洲大陆上的绝大部分犹太人，他们是在不同时期被英国、法国和德国驱逐出境的。）但我认为，1492年以后，西班牙对其它民族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不仅针对犹太人，还包括改变信仰的犹太人、穆斯林、皈依穆斯林的人、新教徒，最终甚至还有耶稣会会员。这注定破坏了它成为大国的努力，也毁灭了它主宰世界的所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