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开启世界新秩序

上周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采取的行动是否足以拯救世界经济于持续衰退（如果不是萧条的话），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明朗。该峰会的实质内容必须要让资本市场、全球金融机构、投资者和渺小的消费者确信：他们又可以开始支出、借款或放贷了。

但是，本次峰会的象征意义也许比实质内容更重要。因为即使G20成员国是一个奇怪的无规律组合，最初因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汇聚到一起开会，但它们在世界秩序中代表着一个全新元素。它们不是7国集团(G7)，即西方列强俱乐部加上日本，也不是G8，即G7加上俄罗斯。在全球危机的这一关口动用G20，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说明旧的秩序已经过时了。

另一个迹象是在4个月前浮现的，当时美国安全部门“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发表了一份惊人的预测。其中预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变得“难以辨认”，原因包括全球化、新兴强国的崛起，以及“财富和经济实力相对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今后20年间，向一个新体系的过渡将充满风险，”这份文件宣告。“战略对立最有可能围绕贸易、投资、技术创新以及收购出现，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军备竞赛、领土扩张，以及军事对立等19世纪的情形。”

这份报告基本上是在本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完全呈现之前写成的。不过，其作者当时已经确信，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时刻”行将终结。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多极”的。

就当前这一历史时刻而言，其不寻常之处在于，多项根本调整正在同时发生。正是这一点使最终结局如此难以预料。

1989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为新强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崛起扫清了道路，还消除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障碍。跨境移民大幅增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彻底转变了国际通信、信息流动、金融交易和政治意识的面貌。

全球金融体系的失灵（其起因不仅是美国次贷市场泡沫破灭，还包括各国市场金融投机活动的爆炸性增长），很快转化为实体经济的衰退。没有一个国家逃得过冲击。从非洲到东欧，市场上的信贷都已冻结。

世界贸易流动正开始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再平衡，一方面是美国不可持续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是中国和其它出口大国同样不可持续的盈余。美国消费者将不再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增长的引擎，而中国储蓄者也不再能够继续为美国的借贷提供资金。

最后还有NIC报告提出的根本层面的调整（正常情况下这将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实现），即从西方到东方的实力转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崛起，收复它们在欧洲黑暗时代所占据的显赫地位。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有一种假设认为，以金融体系冻结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危机”，将加快长期的地缘政治变迁，开启美国实力和欧洲影响力的衰落进程。去年选定G20作为对付危机的论坛，代表着一种迟到的承认，即中国、印度和巴西必须至少坐到会议桌前。但是，G20将发挥持久的领导作用吗？它似乎更像一种应急解决方案，不具有考虑周到的结构。

首先，G20没有永久性的秘书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作为现任主席，在一个英国公务员小班子的支持下，艰辛努力了几个月以促成共识。美欧之间存在分歧。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考虑重点不同。这些国家能够达成一份公报相当了不起。

“这种安排适用于每年开一次会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表示。“当你把它用到政府首脑的级别时，失衡就比较突出了。”

但是，在伦敦峰会上至少没有什么幸灾乐祸的迹象。2007和2008年人们对于受危机打击的西方经济体与风险敞口较小的新兴市场之间的“脱钩”期望，已经消失了。痛苦是全球的，解决方案也必须是全球的。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金融危机的实际经济影响对新兴市场造成了更为沉重的打击，贸易流量大幅减少，大宗商品价格戏剧性下跌。明显的是，最穷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将受到最沉重的打击，而这些国家在危机面前能够依托的自身实力也最为薄弱。

其次受到沉重打击的，是那些大宗商品生产国，比如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俄罗斯、伊朗、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和人口结构挑战。即使海湾产油国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国家在危机到来前都已习惯了盆满钵满的出口和税收收入，而现在都面临着重新调整。

最后，一些仍在从贫穷走向繁荣——或从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的新兴经济体，还来不及构建起稳定的管治体系，并铲除大范围腐败，就被卷入这场经济危机。它们包括中、东欧原苏联集团的不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