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取向的变化，可以看作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焕发出惊人的活力，其核心是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农村，“包产到户”取代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兴起；在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快速成长，打破了国营“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支持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转型的轨迹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回升：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两倍于GDP增速，企业利润向国有部门集中，特别是银行、石化、电信等国资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经济危机来临，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取代了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行业间冷热不均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私营企业减薪、裁员的压力日益上升，公务员考试的火爆也就不足为奇.
半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复苏迹象，“4万亿”投资和国有银行逾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凸现了 “不差钱”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不过，诚如温家宝总理日前指出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形势依然严峻：出口持续下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工业增长回升乏力，经济效益继续下滑，民间投资滞后，财政收入下降，农民增收难，就业压力大。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健的复苏，关键在于重启市场化改革，而非推出规模更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贫困落后的局面大为改观。这一崛起背后最根本的经验是，进行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同时由封闭走向全方位的开放。中国增长的潜力由此得到释放。
鉴往知来，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应当坚持市场化取向。遗憾的是，近年来市场化改革在经济的很多领域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突出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企业间不平等竞争的局面——行政垄断、价格管制、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的制度环境，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例如石化行业，石油、天然气上游开采的高额利润被三大国企集团垄断，下游成品油加工、零售领域，政府对成品油价格行政管制，同时给予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高额补贴和进出口权，使大批地方炼油厂、批发商、加油站要么倒闭，要么被两大集团收编。“国进民退”的现象也出现在其它行业，如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后，获得国家巨额注资，民营航空企业只能选择倒闭或被收购。
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服务业中，国有资本占据了绝对优势；沪深两地1500多家上市公司中，约四分之三为国有控股。资金是企业的生命线，非公有制企业发展遭遇的很多困难都与它们在银行贷款、债券发行、股票融资等方面的不利地位密切相关。
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竞争，通过竞争形成价格信号，实现优胜劣汰。竞争促进企业创新，改进管理，控制成本，而垄断则不会给企业带来这样的动力。中国重组国有企业的思路——通过合并同类项“做大做强” ，客观上减少而不是促进了竞争，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悖的。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已从196家下降到150家左右。
打造强大的国企不是坏事（比如联想），前提是保证企业间的公平竞争，避免“与民争利”。否则，国有企业的强大，将以整个市场的效益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前苏联，政府可以集中资源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但居民日常的消费品却难以满足。
缺少竞争的副产品是腐败滋生。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强势扩张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不是产品和服务，而是受到权力保护的市场地位。政治权力分配市场份额的同时，参与分享收益，形成“市场—企业—政府”之间利益输送的通道，便是腐败的源头。大到一项投资巨大的工程，小到一个“体制内”的职位空缺，都可能成为钱权交易的对象.
在中国，由政府开支影响的国内需求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创造的就业岗位还不到这一比例。而政府财政赤字持续增加，也会给经济带来风险。实现经济全面复苏，激活市场潜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一个突破口就是向民间资本开放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特别是服务业。这既增加就业机会，又增进社会公平。当今，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发展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意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不同所有制经济体，政府应当平等地保护产权，公平地适用《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的开放和公平竞争。
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将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其成败取决于能否克服改革遇到的各种阻力。三十年改革的前半程，中国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计划经济时代“左”的思想的束缚。 改革的后半程，迟滞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政府与市场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改革在未来最需要突破的瓶颈。
联系作者：zheng.wu@f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