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引导”的汪洋

今年年初，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会议的间歇期间，记者们围绕几天前乌坎村举行的历史性选举，轮番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问。

去年12月，中国南方村庄乌坎曾戏剧性地被警方封锁了11天。直到汪洋带领下的广东省政府承诺让村民实行自由选举，并且调查前村支书强占土地一事之后，对峙局面才缓和下来。后来几名抗议活动的带头者被选进了村委会，汪洋刻意对这次选举淡化处理。他表示，选举完全遵守当前中国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汪洋说：“我们只不过是全面落实了白纸黑字的法律法规。仅此而已。”

部分观察人士表示，乌坎选举为中国可能的民主之路绘出了一幅蓝图。

然而，广东时政记者表示，当地媒体被禁止报道乌坎选举，因为“（汪洋带领下的）省政府希望乌坎模式被看作小范围内的一个孤例，而不能推广为全国模式。”

矛盾之处在于，8个月过后，如今汪洋可能会因允许乌坎村民自行选举村干部而失去跻身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机会。

未来10天，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就将对外亮相。尽管汪洋一度被认为是有望晋升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但他可能因广东省政府向乌坎村民让步而受到牵连，因此过去几个月他不得不行事极其谨慎。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包子岳指出，汪洋和其他省级干部面临的难题是“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开展创新和试验，但不会告诉地方政府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已遭整肃的领导干部薄熙来曾开创了“重庆模式”，其特色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大力改革带有歧视性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同时掀起政治运动，宣扬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但广东模式则很难界定。

今年2月，广东省政府宣布要打击有组织犯罪，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师法重庆。汪洋曾在薄熙来之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汪洋也一直推动出口强省广东省把重心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行业。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Joseph Cheng)表示：“他想要模仿日本产业升级的模式。”

但在汪洋带领下的广东省，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省政府对社会不安事件的开明做法。

汪洋努力使2010年夏季一系列罢工中的数名年轻带头人免于起诉，在工会归中共掌管的中国，这种人物往往免不了要被起诉。香港一家非政府劳工组织的负责人韩东方表示，去年广东省首次推出了集体谈判法，效果相当不错。

去年12月，大批外国媒体记者偷偷越过警方封锁进入了乌坎村，这个示威村庄遭包围的消息传遍全世界，给汪洋带来了最为严峻的考验。汪洋最初并未立即行动，但随即派遣得力助手朱明国前往乌坎。朱明国几乎接受了村民的所有要求。汪洋今年1月份在广东省人大会议上表示：“当人们争取权利的要求没有得到足够注意，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这位57岁的省委书记多次表示，面对日益自信的人民群众，必须予以“引导”而不能试图“控制”，上述开明做法就是引导策略的一部分。

长期在广东担任记者但后来被迫辞职的长平表示，至于被视为温和派的汪洋这次能否晋升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以及这对于中国政治全局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明朗。在出走德国之后，长平负责编辑一份总部位于香港的新闻周刊。他认为，薄熙来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大连市委书记时，也一度被视为开明人士。而在汪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广东省内的报纸恰好遭到了史无前例的严格审查，其程度之甚，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压制力度之最。

在这方面来看，汪洋与即将卸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最为相似。温家宝经常发表呼吁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讲话和言论，但其所领导政府的施政过程却与此背道而驰。长平表示，中国领导人都具有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难以企及的“变色龙”特质，因为他们基本不需要对自身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长平表示：“权力交接斗争是不对外公开的。这是个黑匣子。专制政权与民主体制的区别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