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污染 (上)

作者:雅米尔;安代利尼 王明 来源:东方日报 发布时间:2007-12-17 11:02:33 点击数:
导读:​​张立山(音译)站在田埂上,侍弄着一块面积不大的蔬菜园,四周都是散发着臭味的死水沟。他的菜地位于中国东部安徽省的长江堤岸附近,灌溉水源是一座大型造纸厂排放的污水。“我种不了任何东西,因为这水…

张立山(音译)站在田埂上,侍弄着一块面积不大的蔬菜园,四周都是散发着臭味的死水沟。他的菜地位于中国东部安徽省的长江堤岸附近,灌溉水源是一座大型造纸厂排放的污水。

“我种不了任何东西,因为这水有毒,”他说道,“鱼都死了,我的许多邻居都得了病。”在造纸厂排放渠与长江的交汇处,一头死猪漂在水中。一艘货船驶过,猪的尸体在水波中上下浮动。

处于困境的绝非张立山一人。在迅速工业化的中国广阔农村,受污染的水源每年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口死亡,对数百万人口的健康构成威胁,并减少了农民的庄稼收成,而这些农民几乎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收入来源。

最近几周,由于有毒蓝藻爆发和化学物质泄漏,中国有关当局切断了数座城市的自来水供应,突显出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中国国家环保总局(Sepa)副局长潘岳本月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中表示,中国“工业化的增长模式”已经导致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

潘岳表示,中国七大水系中,26%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与人体接触会导致危险后果,或者已“丧失基本的生态功能”。此外,在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国家环保总局认为有7个湖泊也已经达到这种污染程度。国家环保总局警告称,过去10年中,即使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污染的地区,水质也在恶化。

这些环境丑闻和环境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前景,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担忧: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呼吁,将淡水供给治理视为一项优先“国家工程”。国家环保总局自己也似乎已下定决心,抓住这一时机,加大现行环境监管规定的执行力度。国家环保总局本月宣布,将对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直至当地政府关停那些已查明违反水资源保护条例的企业。

长期以来,批评人士一直嘲笑没有正部级地位的国家环保总局没有权力、只会空谈。但英国《金融时报》最近走访安徽巢湖附近地区时发现,此次高调的“暂停审批”至少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

在巢湖附近布满车辙的乡村道路旁,一座小型砖场烟囱旁边的墙上刷着“人人关注环保,创建美丽家园”的标语,挤在一个摩托车广告和一个化肥广告之间。巢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之一,与东部沿海省份江苏的太湖、西南省份云南的滇池并列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三大湖泊——这一现状使其成为防止环境灾难的主战场。

尽管当地水体状况明显很差,但巢湖环保局局长苏惠民还是很乐观。“我们确实有环境问题,但问题一直在减轻,”他表示。“地方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确实,有迹象显示,针对环保总局点名的该地区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当地的确采取了一些行动。

在中央政府发布公告的3天之内,巢湖当地政府部门就勒令辖区内被点名的6家工厂全部停产,并下令拆除其中三家。公告发布一周之后,巢湖上海(京海)化工有限公司(Jinghai Chemical Plant)的配电箱上就贴了封条,说明当地政府决定切断其电力供应。

在附近的安徽运漕酒厂(Anhui Yuncao Liquor Factory),80名工人中有70人正在无薪休假,剩下的10个人开始修缮该厂的排污管和水处理车间。这家酒厂有一个月的时间解决排污问题,不然就得关闭。

据环保总局官员和工厂工人称,就连地方经济的一大支柱——皖维集团(Wanwei)下属的水泥和化工厂也被停产,导致该公司每月损失1.5亿元人民币(合2000万美元),原因是这家拥有4200名工人的工厂也需要解决它的污染问题。

这家工厂为当地贡献了10%的财政收入,因此,叫停这样一家工厂,一定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当地居民认为这是必要之举。

这家工厂的临时工张学英(音译)就住在工厂主要废水处理池旁边。他有一块菜地和稻田,就用处理池排出的水浇灌。张学英表示,过去两年,他和邻居的稻米收成减少了一半,皖维集团不得不为此做出赔偿。他说道:“我不清楚这水是不是对我身体不好,但它确实很难闻,对庄稼不好。”

不过,虽然针对皖维的行动显示了行政部门的决心(环保总局称这家工厂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废水),但工人们被告知,工厂的经济重要性决定了它一定会重新恢复生产。

仅在长江沿岸就有9000家化工厂,而环保总局仅对几个地区、几十家企业采取行动,实在是杯水车薪。了解巢湖地区这几家受整顿企业的一些人士,也对它们为何被挑中提出了疑问。

运漕酒厂的工人和住在酒厂附近的村民表示,这家工厂被选中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污染问题,而是因为它规模小,工厂所有者跟地方官员又处得不好。工厂所有者来自富裕的邻省江苏。“我们(2003年)建厂时,没人告诉我们还得为污染控制问题担心,”酒厂副经理胡恩来表示。“而且,我们的厂子很小,跟附近某些大厂相比,我们排放的废水相当少。”

政府机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主任马军指出,环保总局已开始公布较大型企业环境违规案例,但是受行政部门关注的主要还是较小的企业。马军表示:“当人们看环保总局的污染者名单时,他们可能会觉得可笑,因为许多较小的工厂在上面,而主要企业都没上去。”

确实,环保总局在对付政治关系硬的企业时,无疑缺乏力度。潘岳最近承认,环保总局一个小组在检查安徽某铜企的设施时干脆吃了闭门羹。潘岳抱怨道,地方官对污染者常常是保护、而不是惩处。

这个环保机构对自己地方员工的权威,有时也会遭到质疑。例如对巢湖状况轻描淡写的苏惠民,任命他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在北京的环保总局上级。

一家小铸造厂——巢湖鑫泰钢铁股份有限公司(Chaohu Xintai Steel)的大烟囱,在农民张立山的房子上投下了阴影。他周围都是患病的邻居。这家工厂也在环保总局限期关停的名单上,但是,命令颁布一周后,还是没开始拆除,工人也仍然在宿舍里住着。

在张立山他们村儿所属的西凉山镇另一端,另一家目标公司——常林造纸厂(Changlin Paper Mill)的历史充分说明,很难知道政府打击行动会持续多久。村民和政府官员表示,一年前,这个厂子被环保总局关闭,但最近几个月,它又开始在夜里生产,制造在葬礼和扫墓时焚烧的劣等“冥币”。

环保主义者表示,在环保总局的注意力转移后,地方政府常常会默许污染工厂重新开张。这些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当成自己的主要和最值得去做的任务。

上个月,拆除人员在常林造纸厂工作,但是,张立山说,他没有看到任何好处。他的园子就是薄薄一层土,底下是废玻璃纤维层,用锄头刨一下,“痒得很,因为它能钻到皮肤下,对蔬菜也不好。”

这个农民之所以没有看到任何进展,是因为他怀疑更重要的污染源是附近一个大得多的工厂。当地村民和雇工说,从未被环保总局点名的这家厂,把大部分废水都倒进长江,根本不进行任何处理。

张立山并不准备造反,但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最近表示,对污染的普遍愤慨正导致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这是政府对社会骚乱和抗议的代称。

解决水质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认同中央的表述,即把可持续发展置于片面经济增长之上。然而,各部门似乎仍在向不同方向努力。如在江苏,一名为反对太湖污染而奔走多年的当地维权人士,最近因涉嫌敲诈污染企业而入狱。

张立山不相信官僚作风已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表示:“这里的情况一直在变差,因为地方政府并不关心老百姓的健康。他们只关心通过地方企业赚钱,表明他们能促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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